早年生涯

贵族子弟

契切林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生在坦波夫的他父母的一个庄园里。他的祖宗是由意大利迁来的—他们的姓是契切罗尼。在15世纪和16世纪以及稍后一个时期，意大利人常常被请到俄国来建筑教堂和宫殿，被请到宫廷去画像。他的母亲出身于纳雷什金家族。属于鞑靼人族系的纳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是彼得大帝的母亲。契切林那稀疏的淡红黄色的胡须，他那下垂的小胡子和他那向外斜视的小眼睛，都使人回忆起他母亲的祖先是出身于鞑靼人。契切林穿上蒙古服装—他喜欢穿奇装异服—很像个可汗。

契切林的父亲是沙皇外交部的一个小官员。1897年，儿子也进入了外交部，起初在档案室工作。这个职位对他很适合，因为他办事极其仔细认真，当他已经是一位人民委员时，时常闯入自己司机的办公室去检查发出的信封上写的地址，看是否有误，他用尖溜溜的高嗓音指出有的地址写错了。

转向革命

对多种语言的了解帮助了他这位年轻的档案保管员。他是会得到提升的，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但是在沙皇机关所担任的职务吸引不住契切林。1904年时，他像几百个痛恨政府的残暴和无能的出身于中上社会阶层的其他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响应了社会理想主义和造反的召唤。他放弃了自己的庄园，辞去了担负的职务，迁移到了柏林去住。从柏林他又迁到了巴黎。在巴黎，他作为一位孟什维克，同法国的社会党进行了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一位布尔什维克。他住在伦敦时，对英国工党的反战一翼给予了帮助。因此他被关进了英国监狱的牢房。在11月7日革命后，战时内阁成员、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到牢房里去探望了他。托洛茨基要求释放契切林，并声明，只要契切林未被允许离开英国，我们就决不从俄国放走一个英国的居民。1918年1月3日，契切林离开了英国。在彼得格勒，契切林成了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副外交人民委员。

外长生涯

不幸的条约

当时俄国内忧外患，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但德国要价很高，托洛斯基不愿接受德国的条件，列宁就提议由契切林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背着骂名在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列宁称这个不幸的条约为新的政权赢得了时间，因此对契切林大为赞扬，5月30日正式任命他为外长。

和睦邻邦

1921年3月, 苏俄同土耳其就经济交往达成了协议。尽管苏俄自己十分困难, 还是无偿地向土耳其提供10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1921年内，苏俄就已经付给土耳其政府650万金卢布，剩下的350万在1922年付清。战败后的土耳其在困难时刻领会到了苏俄为了寻求友谊与和平的诚意。

1921年8月28日，中国的孙中山先生给契切林的回信中，通知契切林自己担任了广东国民政府总统。1922年2月7日，应孙中山的请求, 契切林直接负责安排对中国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支持: 援助国民革命军装备、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创立黄埔军校、派出驻中国广东国民政府代表⋯⋯

自1920年起，契切林成功地从睦邻关系国着手, 展开了团结邻邦的外交活动。在欧洲，7月12日苏维埃俄国同立陶宛，8月11日苏俄同拉脱维亚，10月12日苏俄同波兰，10月14日苏俄同芬兰都签订了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友好平等合作协约。1921年契切林在亚洲的睦邻外交同样成功，2月26日苏俄同立陶宛，2月28日苏俄同阿富汗都签订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友好条约。

策划外蒙古自治

1911年清朝灭亡后，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挑唆下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盘踞中俄边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同年6、7月，蒙古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解放库伦，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

1921年7月27日，苏联外交机构负责人契切林在给刚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里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既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罗曼·冯·恩琴匪帮。要让他们知道：恩琴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事实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联红军非但没有从蒙古撤军，而且还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方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驻军变为合法化。

这段时期内，有关外蒙古的政策问题，也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了不同争论。如持反对意见的苏共外交界领导人越飞的说法，在外蒙古那里进行苏维埃革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越飞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区派驻苏联红军。越飞甚至气愤地向苏联的政策制定者发问：“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那样怜悯富有的蒙古封建主和神职人员？甚至为了讨好他们而甘愿冒险改变我们在远东、在世界的外交政策。”

但是契切林并不接受越飞的观点。契切林坚信：“在蒙古地区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是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就那里的特殊情况而言，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也是蒙古人民企盼的大好事。”契切林认为：“目前实施的对外蒙古的政策正是为了蒙古与苏联的共同利益。要知道，蒙古人民在像盼望救星一样，盼望着我们的到来，尤其是给他们带去胜利的苏联红军。由于蒙古临时革命政府始终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中国军阀等作斗争，所以在广大的蒙古人民中间有着很深的革命根基。这个地域广阔、有着两百多万人口的国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当然，这个新生的政权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所有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革命军也只是处在初创阶段。正因为如此，蒙古人民才请求我们的红军留下来，保卫他们的新生政权，防止日本人、匪徒及张作霖的部队对他们的侵袭。对此，我们就要担负起我们的神圣职责，不能把他们推向危险的境地。况且目前的人民临时政府仍处在白匪、日本人及张作霖军阀势力的威胁之中。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在威胁着我们的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在谈到今后与中国及张作霖势力的关系时，契切林的口气非常强硬：虽然“我们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有宗主权，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在外蒙古的同一地区、同一时刻有第三国的军队同时存在。”这实际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又肯定了苏联将长期在外蒙古驻军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