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时评既不是现在才产生的，也不是从中国新闻评论史一开始就有的。时评文体的升沉起伏，恰恰是新闻评论规律在我国新闻界升沉起伏的表现。

中国报业史上很长时间的所谓报刊言论，实际上都是长篇大套的政论，比如《万国公报》上的文章《中西时势论》、《强国利民略论》；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清议报》上的《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只看看这些题目就知不是时评。讲中国新闻评论的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概括，叫作“政论本位时代”。你看这些题目往往带有“论”或“说”，当时发表这些政论文章的栏目就叫作“论说”。到了《时报》1904年创办，才有了一种改观。胡适在1921年《时报》创办17年的时候应约写了一篇《十七年的回顾》，对《时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意义评价极高：

“《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地思考索。”“《时报》创出这种制度之后，十几年之中，全国的日报都跟跟着变了，全国看报的人也不知不觉的变了。”

郭步陶《评论作法》（《申报函授学校讲义》之五）说：

“时评二字，本是时报先用起，后来因为冷血先生（时报的主笔）的时评出名，各报也有相沿而用的，实在仍就是各报自己所撰的评论。”

这是“时评”这个概念由专称到文体泛称的过程。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

“同、光间之报纸，因受八股盛行之影响，仅视社论为例文……时报创刊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别论断，报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亲眼边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时。”

这是社论与时评出现的先后次序。

此后，梁启超在1909年的《国风报叙例》中明确界定了“时评”的功能，它与其他文体的区别：

“凡论说所论，则事之应举措者也；凡时评所评，则事之已举措者也”，

这个区别，大致就是今日报纸社论、评论员文章与时评－－新闻评论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这个界限后来也消失了——社论本身也时评化了。

从后来的一些新闻实践和徐宝璜的归纳来看，社论就应该是报社自己组织写的时评。他在《新闻学》第九章中说：

“社论须以当日或昨日本报所登之新闻为材料而讨论之，此理甚明。例如访员报告省议会为兴某种建筑，特拨一款，此新闻也。社论编辑以此为材料而讨论本省能否添此担任，某种建筑是否为必要，听拨之款项是否敷用，抑或有余，此社论也。访员与社论编辑职务上之分别，即在一则供给新闻，一则对于新闻加以批评耳。新闻既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故详言之，社论第一须以事实为材料，第二须以多数阅者听注意之事实为材料，第三须以最近之事实为材料。由此可见，彼于社论中因发牢骚而无端谩骂他人者，或以四书五经上之句子为题而发挥讲道德谈仁义之空论者，或以类似《西学原出中国考》《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之题，而做极浮泛油滑之策论者，均属不当，因其非以事实为材料也。”

这个定义，否定了早期报纸以“论说”作为社论的做法，直接以时评作为社论之本。

这种社论时评化趋势，在当代市场化的中国报界已经出现。现在《北京青年报》第二版的“今日社评”，就是时评，以数名本报评论员操笔，评当时报上的新闻。但是这显然不是现在主流报纸社论的规格。实际上，这种“今日社评”之外，还有高规格的社论，只不过就比以前更不常出现了，实际上，是借“今日社评”而放弃了那种对于市场化的报纸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传统社论。再有就是新出现的《经济观察报》，每期一版第一栏的位置专门放“社评”，就是针对一条新闻而写的时评，且不署名，明显代表报社观点。比如，2001年12月10日的社评为《昂贵的户口》，评的是北京市对纳税3年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私企老板开放户口的事。同是新型报纸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则每期一版下方是社评，也是时评。　比如2002年1月14日这一期的报纸，社评为《价格呼证会错位 民主化不是市场化》，评的是12月举行的铁路价格听证会。这样市场化的报纸，自然就更不发主流报纸那样的“社论”了。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报纸上，时评高手群星闪耀：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张季鸾、邹韬奋。当年曾经有过时评之繁荣的程度，不仅专业报人写时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也写得很好，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在30年代初为上海著名的《申报》开栏撰写一百多篇时评。今天《茅盾全集》第14、15卷所收的，也是茅盾在20年代初为《民国日报》写的时评。而大学问家胡适居然曾在1922年至1923年4月间为《努力》周报主持新闻评论栏目《这一周》，写了67篇新闻评论。还有后来成了法学家的张友渔，也曾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当时中国特别有名的《世界日报》上时评撰稿人。夏衍先生曾有一作品集，书名就叫作《时评与通讯》……这种各界名流纷纷主撰时评的景观，在本世纪上半叶十分引人注目，值得研究。他们丰富了时评文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体遗产。在党报实践中，也有时评的传统：《胡乔木文集》就可以看到一些标明是“新华社时评”的文章，比如1949年2月27日的《孙科原形毕露》、1949年10月15日的《庆祝解放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