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2人

人物生平

1887年6月10日出生在大巴山区的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王正启，号光迪，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秉性刚强，生活简朴，毕生辛勤耕种田地。母亲徐氏，出生劳苦家庭，粗通文字，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王维舟排行第五，有一兄、三姐、一弟。1

王维舟八、九岁时，靠父母节衣缩食，进了私塾；但刚读到十三、四岁，即因连年灾荒，苛捐杂税繁重，家庭负债累累，被迫辍学，随父务农。此后，每年秋收下来除交付地租，债息，所剩无几。迫不得已，他只好在十九岁那年离开家乡，到宣汉县城里冉立三(又名冉崇根)的货栈当学徒谋取生路。

王维舟到栈里后，每天从早到晚给那些客商端茶送饭，擦桌扫地，还要肩挑背扛货物，常常累得筋疲力竭，而所得的报酬，仅能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当时，宣汉县叫东乡县，归绥定府(今达县)所管。这里虽然是偏僻山区，但同样受到清王朝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弄得民不聊生。年轻的王维舟在货栈里当店员，常常听到贫苦的老人们讲述当年农民领袖的革命故事，讲述清王朝的腐败和穷苦人民的悲惨命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只恨手无三尺剑，斩尽天下有钱人!”

就在当学徒期间，王维舟结识了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景昌运、冉雨生、宋更新等人。景昌运是东乡县第一个留日学生，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任东乡县劝学所视学。他在当地积极改革教育，设立劝学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王维舟兼任该所会计，管理办学经费，月薪三串。

1909年，王维舟为实现他“富国强民”的理想。去成都报考四川总督赵尔丰办的新军学堂。但因错过考期，只好另行考入东门外新民兵工厂半工半读学校(原四川大学工学院旧址，现为南光机械厂)。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无地可耕的青年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失学青年。他们对社会上的政治活动较为敏感。当时，四川人民正在集股自办川汉铁路。王维舟的家乡东乡县，按地丁旧额派了九百五十股，每股白银五十两。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两铁路拍卖给英、美、法、德帝国主义，四川人民无比愤怒，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8月24日，成都开始了保路罢课、罢市，继之，全川的保路运动蓬勃兴起。9月7日，成都的工人、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大游行，去总督府请愿，要求归还路权，释放“保路同志会”被捕的蒲殿俊、罗纶等人。当天王维舟和同学们—道参加了示威请愿的斗争。不料．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王维舟目睹反动统治者这一罪行，感触颇深，认识到赤手空拳只能任人屠杀。当夜回校后，他即与一些同学商议，决定分别回到各自的家乡发动群众，拿起武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的王维舟

王维舟回东乡以前，东乡的“保路同志会”已于7月成立。不久，王维舟的家乡清溪场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由宋更新领导，宣传“推翻满清”、“复兴汉室”、“建立中华民国”等主张；并提出了“鼓舞兆民之英气”、“痛除奸宄之官气”、“速组民众之武装”、“力遏列强之侵凌”等四条行动纲领。王维舟回到东乡后，便与景昌运，宋更新、龚权山、刘事杰、冉雨生等十多人取得联系，以“东乡保路同志军”名义，推冉崇根为首领，以附近团练为基本队伍，建立一支新军，发动武装起义。王维舟亲自从双庙场、双河场经胡家坝到晋光寺，南坝场、天生场等地巡视串连，发动群众。仅半月响应者即达数万人之多。起义日期原定12月2日。王维舟调集靠城八十里以内乡镇的武装，每个乡镇出兵二十人至六十人，准备攻城。他自己则事先进入城内潜伏，担任军事总指挥。冉崇根、景昌运等负责去做警佐李树兹的争取工作。不料被县知事吴巽发觉了这一情况，王维舟等乃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两天。

11月30日，由王维舟率领的事先埋伏在城内的精壮部队，分头到西门、北门搜缴了守城的清兵武器，将城门打开，各乡镇起义军随即一涌而入，包围了县衙门、警察局，活捉了经征局长吴朝清。次日晨，起义军涌进县衙门，知事吴巽躲藏起来，经景昌运等人劝降，吴巽交出了印信、公物、文卷及枪械，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接着，组织东乡军政分府，冉崇根任参谋兼民军司令，王维舟任警备队长，因他熟悉帐务，所以又总理财政。12月2日，在文昌宫召开全县代表大会，一致赞成释放吴巽出境。东乡军政分府出榜安民，社会秩序井然。东乡即告光复。

东乡光复后，王维舟积极准备夺取绥定府的军事行动。原驻绥定府的清军有一个府练营。为了有把握夺取胜利，王维舟与大竹县蒲凸山“孝义会”领导人李绍伊商定，联合攻占绥定府。起义军围城十多天，府官广某(满族)在起义军声威震撼之下，被迫派人出城乞降。起义军准其率部投降，并允诺保全其身家性命。协议达成，广某派清府官员高举白旗，剪去辫子，俯首跪地迎接义军入城，交出印信，被遣送出境。义军入城后，即成立达县军政府，推士绅王瑜南主持政府工作，达县宣告光复。

但是，清廷皇帝当时尚盘踞北京。王维舟及时率领原有武装部队返回东乡，挑选精干六千余人，改编为北伐大队，自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制定了经陕西北上的作战计划，对部队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动员，提出“直捣幽燕，驱逐鞑虏”的战斗口号，激励士气。后得军政府指示，谓奉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议和，北伐告停。可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四川人民武装起义所夺取的政权，亦落入封建军阀和旧官僚手中。此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广大劳动群众又重陷入被剥削压迫的深渊！

辛亥革命既已结束，王维舟所指挥的北伐军被缩编为一个营，约五百余人，驻宣汉县。王维舟改任宣汉县团练局长，任务是剿匪安民。经年余，匪风大敛。

1913年4月，王维舟进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后来，省警备司令卢卿锡调他担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王维舟邀达县进步人士杨荫槐、洪秀生、尹守白等人商定，以自己所率警备部队为基础，组建讨袁护国军，推颜德基为司令，杨荫槐、郑启和为副司令，王维舟任第一纵队司令。护国军首先以武力推翻了达县拥袁的黄知事，随即率部攻克营山，击溃袁军钟体道部一个旅，又回师攻克宣汉，活捉宣汉县长李策安，军威大震。继又攻取开江、开县，在开县歼灭北洋军阀吴光新(段祺瑞部)一个团。

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这时，护国军改称靖国军，王维舟任该军一个营的营长，率兵攻克宣汉城（东乡改称)。年底，又率所部攻克开江、云阳、奉节等地，与北洋军吴光启部展开了激烈战斗，并将其赶出四川。在攻克奉节后，王维舟升任团长。奉节知事不甘失败，某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舟，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地方武装包围了王维舟驻地(团部)，枪声四起，王维舟率部奋起还击。王维舟又调驻在郊区的部队包围了敌人，使敌人腹背受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其后，王维舟继续率部连克巫山、秭归、巴东、利川、建始等县城，大败袁系军阀王占元、吴光新部队。

王维舟

王维舟之所以能征善战，和他治军严谨，重视军风纪，不讲私人情面很有关系。1918年，王维舟奉命援陕，因前线失利，驻守万源城。那时，颜德基一部分军队及滇黔军溃兵在官渡湾、诸葛坝、王道坪、皮货铺、庙坡、大竹河一带抢劫扰民，王维舟闻讯，即率部将他们赶走。一次，其弟王大千酒后无故鸣枪，王维舟坚决要撤掉他的职务。虽经全团官兵多次请求，仍罚禁闭七天。1919年3月19日，王维舟整顿军队。营长王永修、雍跃先、连长周绍轩等因不服从管理，当即被缴枪解职。王永修等发动兵变，将王维舟押赴巴州郑启和部，幸颜德基率部营救，郑启和才未敢加害，以礼送回。广大群众对王维舟的为人，深为敬仰，在县城东门外刘家祠给他立德政碑：“除暴安民”；又在北门外大石盘立碑：“东乡屏障”；在赤溪场立碑：“兆民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