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达与否，即此三大端，中西显然不同。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的方面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以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的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现而放弃神的观念，即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上层人物亦有天帝之观念，即一神教。但因其智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孔子赞《易》，首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曰统天。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是乃体物而不遗也。孟子本之以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庄生本之以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于己自识，即大本立。（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识得真己即是大本，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新唯识论》须参考。）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情无僻执，（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己。）要须涵养积渐而至。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公；必物理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未可视为偶然也。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人犹莫能阶也。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就乎?张衡侯地震仪在东汉初。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孔门三千七十，《论语》所记，亦无多语。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无足怪者。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古代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道家思想复与儒术并行。由此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原便与希腊异趣之故。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直前的气概与活泼泼的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而无不知。（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故曰无知。洞彻万物之原，故曰无不知。）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荡然亡执矣。执者，情存乎封畛也。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非会真也。）而情亦丧，（妄情不起曰丧。）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儒道上哲，均极乎此。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

就文学言，希腊人多悲剧。悲剧者，出于情之坚执。坚执则不能已于悲也。中国文学以三百篇与经为宗。三百篇首二。二皆于人生日用中见和乐之趣无所执，无所悲也。经怀亡国昏主，托于美人芳草，是已移其哀愤之情，聊作消遣。昔人美不怨君。其实亡国之怨，如执而不舍，乃人间之悲剧，即天地之劲气也。后世小说写悲境，必以喜剧结，亦由情无所执耳。使其有坚执之情，则于缺憾处必永为不可弥缝之长恨，将引起人对命运或神道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提出问题，而有奋斗与改造之愿望。若于缺憾而虚构团圆，正见其情感易消逝而无所固执，在己无力量，于人无感发。后之小说家承屈子之流而益下，未足尚也。要之中国人鲜坚执之情，此可于多方面征述，兹不暇详。1

出处收录

此文出自于《熊十力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作者简介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一生著述宏富、神解卓特，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会中、印、西思想，建树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纲的博大哲学体系。编者简介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1993年始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曾到哈佛大学做高访学者，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慕尼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台湾大学等名校与名机构演讲。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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