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2人

基本内容

(公元1884～1941年)，字雨岩，湖北应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家庭。青年时代看到清朝的腐败无能，立志要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

1905年7月，蒋作宾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蒋作宾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蒋作宾打入清朝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1908年，蒋作宾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先分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他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在军中使用，使陆军大臣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民革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盟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由于清廷害怕袁世凯力量过大，因此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1911年，蒋作宾晋升为军衡司司长，这工作对于实现革命党的中央夺权革命计划很有利。至当年8月，他已将袁世凯的爪牙与旧督抚的鹰犬淘汰了很多，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那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当时蒋作宾认为，再经过二、三年的组织准备，军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乒里时，中央革命就可比较顺利地实现。但是，由于汉口出事，革命党不得不提前于10月10日起义。原来的计划打破了。他得到消息后，虽然惋惜却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在武昌外调集了七十二门山炮，但炮弹只有二十五发，便命蒋作宾去保定运军火。他领命后，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五十一序列，使炮弹十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当时京汉线是单轨)，山炮成了哑炮，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又积极从东北、华北组织兵力，支援起义。当他们到达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在汉阳受挫，黄兴东走上海，他急忙赶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战败而痛哭。见此状，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革命军虽在汉口、汉阳失利，但还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了，还有其它地区，这种时候，怎么能婆婆妈妈地哭鼻子呢？希望你们再苦守一星期，我就会调大军来增援。”黎破涕为笑。他连夜赶到江西，调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势缓和，又促进了江西统一，后来，荫昌等了解了真象后，都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没想到蒋作宾竟是革命党人。难怪清朝气数将尽啊！

事隔多年后，蒋作宾在讲起辛亥革命时，总是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义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凯势力大部分清除，换了革命党人的话，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

1912年蒋作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议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凰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致电张作霖，说蒋作宾是赤党说客，要张作霖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他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作霖，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北伐胜利后，蒋作宾大声疾呼，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他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面对日本威胁日益严重，在北伐胜利之时，他不为自己争官谋利，只为国家前途担忧，决定出国，联络德国(当时是德国社民党兴登堡执政)、前苏联及欧洲诸国，钳制日本军国势力的发展。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赴任途中，涛涛海水犹如他起伏之心潮，国内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上下齐心共建国家呢？

由于蒋作宾是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国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国瑞士边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级官员都出来迎候(后任大使再无此热烈场面)。到任后，他积极开展多方外交。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后，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前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前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前苏联。他还设法去前苏联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传前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在任职期间，多次与前苏联外长联络，向当局阐述联苏的积极意义，但均未被采纳。

在蒋作宾到柏林前，中国驻德使馆，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实在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公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都不觉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团体中非常引人注目。三十年代在日本时，类似事例也不胜枚举。驻外使(公)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很注意在这个窗口树立中国的威望。

1929年，蒋作宾参加了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过去，国际会议都只用英法两种语言，这次他力排众议，破除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使许多与会者都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好几家报纸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当时虽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惯例。会后，在花园散步时，日本代表专门找到他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以后我们日本也要援例。”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人果然用日语发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东方语亦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确实又经过千百万同胞的努力和斗争，华语与中文终于成为联合国正式语言和文字了。

蒋作宾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堡对他评价也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

如前所述，修建驻德公使馆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去德之前，政府曾给三十六万元特别费，他把这些钱全用上了，还不够，他又掏出自己的薪金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是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那时，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汇款一次，这就使馆员薪水无形中大打折扣。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定期由他私人垫付，待部款汇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部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甚至到他离任回国时，他还嘱咐同仁，以后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额自用，有超过的余数，再酌情还他以前的垫款。这种关心厚待下属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十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经济困难，住在重庆乡下陈家桥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也跟不上，但他从来也不主动去要回这些欠债，直至去世。这些欠债也就无形中勾销了。

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蒋作宾常劝慰大家：“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没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宫，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早为什么不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

1938年，在蒋作宾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一样金饰也没买。他还嘱咐妻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公元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蒋作宾(时任内政部长)的长子蒋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蒋作宾坚决反对，他认为蒋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在他的推荐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