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4人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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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为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同治五年（1866年）8月8日，罗振玉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其曾祖敦贤公以绍兴师爷起家，流寓江淮，至罗振玉己历四世，为淮上书香世家。罗振玉从幼年时期开始，就非常喜好读书，且聪颖善悟，为师长所钟爱。罗振玉五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他的敬业精神和教学方式对罗振玉很有启，他十分器重罗振玉，认为“此子若得永年，他日成就必远大。” 5

罗振玉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他学习训诂学很仔细，懂得用校读法，因此对训诂学的认识很深刻。他对文字、训话之学的习读，大多源于自得。他说“予自习训话考订之学，于制举文王主未能兼。”罗振玉在青少年时代即已自攻训话考订之学，但不擅长于八股文，十五岁学作诗词。

光绪七年（1881年），罗振玉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得中第七名后，进入上虞县学学习。 [4]  [1]  接着两应乡试不中，就绝迹棘闱，一心做学问。此后，眼界逐渐开阔，不但在杭州郡库见识了宋高宗所书《孝经》石刻和阮元所摹天一阁《石鼓文》，又结识了以博学而闻名的汪谢诚及以藏古砖而著名的吴康甫等几位前辈学者，从此深受影响而喜好金石之学。

光绪八年（1882年）开始，罗振玉研究金石学，当时他仅十七岁。同年，他在江宁书肆偶得《皇清经解》一书，精读三遍而学业大进，逐渐精通清人考据之学。 [5]  《皇清经解》是清代阮元辑刻的一套丛书，汇辑乾嘉以前清代学者的解经著作，是集乾嘉学术之大成的著作。罗振玉从中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并从此奠立了国学研究基础。罗振玉的学问，是得了乾嘉学术的正脉，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

罗振玉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大致始于二十岁。罗振玉治文字学，是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入手的。但当时他对文字学并没有独特的见解，以为段氏《说文解字注》已臻完善。后来看到吴大徵的《说文古摘补》，以为足以补正许慎《说文解字》的缺失，《说文》得此二家校订，已经尽美且善，这是罗振玉治学的初期阶段。二十岁起，罗振玉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又创设东文学社， [4]  聘请日本驻沪领事馆田冈等人任义务教员，专门教授日文。东文学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有王国维、樊炳清、沈绒，此三人堪称东文学社的杰出俊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了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与历史有关的则以翻译西方历史教科书、传播斯宾塞的进化论史学贡献最为突出。这些机构使农学知识得到了普及，教育事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罗振玉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朝廷有识之士的赏识，如张之洞、端方等人。此后，他开始步入仕途，由端方举荐至学部，任参事厅行走6。

罗振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始，罗振玉先后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办理或协助办理了很多教育事务，如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等6。这时已经35岁的罗振玉忽然受到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委以湖北农务局总理一职，督办农务学堂。罗振玉在农务学堂的管理上是有实权而无头衔，因其干练的办事作风又得罪了张之洞的一些幕僚，第二年便辞职返回上海了8。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罗振玉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9。《教育世界》的创办，是他实施“教养天下”思想的一大举措。《教育世界》创刊之际，就与教科书的编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最高瞻远瞩的计划，莫过于提出创立学部以统领教育、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教育陈列品馆。 [1同年，罗振玉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十一月四日出发，至次年二月回国。罗振玉把这次考察的经过编为《扶桑两月记》一书。罗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几二十种，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几种，除此之外，还获得古器物若干件1。日本之行使得罗振玉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善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开考，此前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不约而同地向朝廷举荐罗振玉，不幸的是这年二月，罗振玉母亲病逝，当时有规定，居丧期间不能应试，罗振玉又失去了一个博取功名的机会。 [55]  罗振玉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0。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调往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6。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并巡视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四省学务11。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罗振玉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卷11。农历八月十五日，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的罗振玉，得知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敦煌得宝的消息。他在藏书家董康的介绍下，到伯希和下榻的苏州胡同去拜访，随行的还有蒋伯斧和王国维二人。当时中国保存的古写本已绝无仅有，宋元旧堑己珍如弃髦。罗振玉忽然从伯希和处见到了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书，顿时惊呆了。他以为石室重启，无异于汲军古书重现人间，此可喜可叹之事也。罗振玉的反应相当迅速，在四天之内，他已号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献八种，传钞一种，并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著成目录《石室书录》。并打算向清政府建议，将敦煌文献运到北京来保存。如此积极的态度，反映了他的学术见识十分卓越，办事督责果敢。同年，他著成《俑庐日札》一卷，粗具古器物学研究的规模。

宣统元年（1909年），补学部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同年再往日本考察农业。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成就，主要为兴办农学会、主编《农学报》、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出版《农学丛书》；并在闲暇之余，浏览厂肆，于甲骨文字、敦煌文献、大库档案、金石、古明器等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研究。 [51]  同年，罗振玉辑录了《敦煌石室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