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来源

在珠三角，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是东莞、顺德或是中山人，却在那里定居了二三十年，他们没有本地户口，却曾耕种着珠三角的大片土地，他们有个特定的名字，叫“代耕农”。“1

1980年代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许多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大片边远粮田丢荒弃耕。为减轻国家公购粮任务压力，各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组织和农村干部通过各种关系，联系本省或邻省山区边远地区农民来代耕农田。农场地多人少，也需要吸纳劳动力来耕作。边远山区及周边省区的农民大批涌进珠海农村或农场代耕。在珠海西部的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人，对于促进珠海的农业发展，避免大量耕地荒芜，这些代耕农做出过不可争议的贡献。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耕地被征用，无地可种的的“代耕农”并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他们随遇而安，继续留在珠海，因为“珠海比家乡好，老家太穷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代耕农的户口、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生活，“代耕农”成了错综复杂的遗留问题。

问题事件

搬迁事件

老黎是代耕农。上世纪80年代，原宝安县上合村的年轻人一批批去了香港，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宝安县便到信宜、惠东、陆丰、阳春、高州等5县找农民来代耕。当年20来岁的老黎和同乡就是自阳春而来。

如今，信宜等地的代耕农已经全部撤出尖岗山，只剩下阳春籍“代耕农”及后代共33户200多人，老黎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他们曾在上合村、铁岗水库附近居住过，而尖岗山龟咀是他们搬迁的最后一个地方，那里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尖岗山龟咀的一片瓦房附近搭建起一处临时工房，“尖岗山清拆乱搭建现场指挥部”位于其中。只是几天的功夫，大红的“拆”字就遍布了这个曾无人问津的偏僻“部落”。从早到晚，广播车一遍遍播放着要求他们离开的公开信，一种不安的情绪也由此散播开来。他们不想离开这片当初从齐腰深的杂草中开辟出来的土地，而故土也已经回不去———对于从小长在这里的一辈，“阳春”只是一个美丽却陌生的字眼而已。那么，他们往何处去？

宝安区正准备着手实施尖岗山阳春籍“代耕农”搬迁行动，对搭建于尖岗山多年的房子进行清拆。据悉，考虑到“代耕农”的历史原因和一些实际困难，宝安区政府也将依法、依情、依理给予适当的搬迁补助。

没有户籍

上世纪90年代初，代耕农的土地被当地政府陆续征收，直到1996年，每家除了房屋所占的地基外，基本无田可种。离开土地的代耕农开始自谋生路，时年48岁的韦礼昭跑遍了黄江镇，却找不到一家肯要他的工厂，“一是年纪大了，二是没有户口。”韦礼昭最终以打零工度过了这十多年。可即便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人，也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韦智云在28岁时离开了田地，在他仍然青春的年代，一直以打杂度日。“工厂的招聘条件都符合，可是一提到需要身份证登记，我就只能被扫地出门了。”

十几年间，韦智云干过各种杂活，在工地扛钢筋、在小作坊搬机器、打扫公路、帮人建房，偶尔也想做点小生意，却发现没有身份证，连火车都坐不了。

韦智云的遭遇，是代耕农离开土地后寻找工作的一个缩影。1996年后，每户代耕农基本上都没有固定收入，贫困家庭也无法享受到社会救济和当地政府的福利政策，许多家庭至今仍用柴火煮饭，打井取水。

因为没有户口，代耕农的情感婚姻也别有艰难。年青人在找对象时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因为有种自卑的感觉。”也有人由于户籍的阻拦，最终和恋人分手。

有的人把女友带回家给父母拜过堂，就算是两人“结婚”。娶了有户籍的老婆，家里诸如装电话、牵网线、办银行卡等日常事务才能得以办理。

但婚后的家庭矛盾也多因户籍而起。韦智云和妻子“结婚”后，几年都不敢放妻子回娘家，生怕妻子一去不回。韦智云回忆，这些年对家庭关系伤害最大的就是户籍，有时夫妻吵架，妻子就拿户籍说事，骂他是“黑人”，但韦智云只能沉默不语。“有时会觉得很惭愧，对不起这个家庭，把自己的痛苦传给了妻子和孩子。”韦智云有些黯然地说。

后代无路

进不了工厂、得不到社会保障、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不能参加村民选举，无籍的代耕农失去了普通公民所应享受的一切权利。而对于在莞出生的代耕农后代，他们则面临着升学无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