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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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戏曲文学流派，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规范。沈□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沈璟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争论。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戏曲理论

在戏曲理论上，沈璟撰有曲论专著《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其套数曲《二郎神》集中论述其曲律见解，所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被推崇为南曲格律范本。他的曲论主张得到当时戏曲名家吕天成、王骥德、卜大荒、叶宪祖、冯梦龙、顾大典、沈自晋、范文若、袁于令等人的支持，被奉为领袖，从而形成“吴江派”，与同时代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成为明代戏曲的两大流派，对当时曲坛有重大影响。“吴江派”所重视的南曲，发展到后世即为今日的昆曲。

当时曲坛两大派别在戏曲理论上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吴江派”主曲律，“临川派”尚意趣，由此而引发了戏曲史上的两大派之争，对传奇创作和戏曲理论的批评有推动作用。“吴江派”对曲律的过分强调，束缚内容和情节的展开，因而其影响不及“临川派”。

“吴江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除沈璟外，尚有吕天成所著《曲品》二卷，主张戏曲创作容许“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重视戏曲结构，注意舞台演出特点。沈宠绥所作《度曲须知》，论述南北曲演唱技巧，为后来昆曲演员唱曲的依据。冯梦龙编的《太霞新奏》十四卷，所选南曲以“吴江派”作品为主，篇后有冯氏评语，大多指点作曲方法，间及曲坛掌故，具有实用性和研究价值。其中，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所著《曲律》四卷，被推崇为明代曲学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成稿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经十年增改成书，共四十章，论述南北曲源流、南曲声律、传奇作法及编剧理论等。评曲强调“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注意结构布局，重视情节发展的节奏，兼及人物脚色、曲词宾白等，初步建立起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体系。特别需要指出的，王骥德论曲不掺门户之见，在其《曲律·杂论》下篇中对“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曲主张均有肯定和批评：“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诘屈聱牙，多令歌者咋舌。”可谓一语中的，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

在戏曲理论上，“吴江派”对后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而在戏曲创作的实践上，其成员的成就则高下不齐，比较突出的当数沈景、沈自晋和沈自征。

与临川派

吴江派重音律，重舞台性；临川派重意趣，重文学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后来王骥德《曲律》中说：“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碳。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齰舌。”

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硎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镬，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吴江派代表人物

沈璟

沈璟（1533--1610），字伯英，号宁庵，万历二年进士，历任兵部、吏部主事、员外郎。先以上疏获罪降职，后又因涉嫌乡试舞弊案被劾，于是告病还乡，家居三十年不出，致力于戏曲声律研究，并编写传奇剧本，自署“词隐生”以明志，故又号词隐。沈璟的传奇著作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今有全本的只存七种，其余十种仅有部分残曲，其代表作为《义侠记》。《义侠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从武松景阳岗打虎开始到上梁山结束，中间添有武松妻贾氏与母亲寻访武松，路遇孙二娘等情节。后世（包括现代）京剧、湘剧、川剧、评剧等许多剧种的《武松打虎》剧目都采用《义侠记》本子。

沈自晋

沈自晋

沈自晋（1583--1665）为沈景侄，在戏曲理论与实践上能兼“临川派”与“吴江派”之长，所著传奇《望湖亭》最著称。《望湖亭》写的是：书生钱万选在颜家开馆，被迫代主家相亲、迎亲，因天降风雪，只得先完花烛，在洞房苦熬三日，归后，被主家告于官府，县官将女判给他，后入京应试，高中状元而归，喜成婚配。作品被冯梦龙选编的《太霞新奏》推为压卷之作。

沈自征

沈自征发（1591--1641）亦为沈璟侄儿，仿元人作北曲《渔阳三弄》（含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种），时人评为明代以来北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