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背景

三星堆文化发源地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尽管当时还没有预料到三星堆文化会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以致会由此改写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古文明命名，“三星堆文化”这个名称，从此便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行列之中，并日益取得中外学术界的公认。

三星堆遗址考古

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发现是1986年夏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大批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

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形成发展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当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以后的二里岗期商文化也是通过这样的传播路线与三星堆文化发生联系。三星堆文化面貌构成中，除夏文化因素的主体地位外，来自鄂西川东峡区的文化传统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特别在陶器文化层面上反映更加突出。

历史地位

文化位置

三星堆文化研究书籍

中国古代的蜀文化和巴文化，分布地区有别，但却彼此相邻，其文化面貌尽管有差别，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早期蜀文化和巴文化虽然各有自身特征，如果和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作比较，其共同性就很突出，可以把二者划在一个大文化圈(区)内。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这个大文化圈(区)内的两个小文化。三星堆遗址早在1929年就被发现，1934年又进行过发掘，但在考古学中开始出现巴蜀文化之名，却要迟至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转移到大后方的一些学者，忽然见到许多出自四川的战国前后的巴蜀铜器，有很强的自身特色，就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但当时有关巴蜀遗存的正式发掘，仅前述1934年的一次小规模工作，所以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主要是从流散品中所见某些铜器(尤其是铜兵器)上得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长江的西陵峡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早期巴人的遗存，接着又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终于使大家把相当于三代之时的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确认下来。

古蜀故都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遗址区域的面积，据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的发掘报告，“不少于四万平方米”，这就不会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谓三星堆，像是夯土城墙拐角处的残垣。一个古城的西垣、北垣和东垣的夯土残垣。三星堆似是其西南角。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发掘的月亮湾遗址，是在城内的北部。后来发掘的两个祭祀坑，是在南垣外的不远处。据东垣残垣断面所示，城墙的中间是由若干层平铺夯土筑成的主垣，内外两侧又各有斜行夯土支撑中间的主垣。这同郑州商城及黄陂盘龙城的筑城方法非常相似，而在中原地区，这种筑城法最迟至东周时期已经消失。整个遗址区文化层的分布范围，又恰恰在城圈之内。把这种现象结合两个祭祀坑内出土遗物的年代及其高贵规格来分析，这里当是一座古蜀国的王都遗址。

信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