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摘要
  • 2.基本信息
  • 3.事件背景
  • 3.1.历史背景
  • 3.2.社会背景
  • 4.事件经过
  • 5.事件结果
  • 6.事件影响
  • 7.参考资料

东北易帜

东北地区归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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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分卷

东北易帜是指张学良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对张学良威逼利诱百般阻挠易帜,张学良被迫推迟易帜时间。张群、吴铁城、宋大章到达沈阳,更坚定了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决心。

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东北易帜

  • 外文名

    Chinese Reunification in 1928/Northeast Flag Replacement

  • 相关人物

    张群吴铁城宋大章林久治郎

  • 标志

    东北地区开始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

  • 时间

    1928年12月29日

事件背景

历史背景

皇姑屯事件

张学良

皇姑屯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皇姑屯事件爆炸现场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奉天(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回沈阳急救,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1

“东北易帜”前后的张学良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唁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此时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1

国内形势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8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1、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2、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3、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2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6月20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7月19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张氏大帅府

为早日实现易帜,张学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异议,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7月21日易帜。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18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