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简述

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文化侵略”一词在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几乎就是近代西方在华基督教事业的恶谥。……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有人对这一提法提出商榷，或认为文化侵略的提法是一种本位文化的国粹思想；或认为是50年代初在战争状态下多少带有情绪化的产物；或认为“文化侵略”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概念；有的则明确把“文化侵略”归入政治口号，认为政治口号不适于用作学术标准。1

从源头上看，“文化侵略”实际上是一个反对西方在华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提法。虽然往前追溯，清末有识之士已经表达过对外人控制中国教育权的忧虑，其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者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但这一革命话语的发明权无疑当属屈维它(瞿秋白)，也就是要归诸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努力。

第一，“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斗争的提法，并未包括阐发者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全面的认识。

第二，近代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华文化事业时并不是始终用“文化侵略”来定论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随中外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

第三，反对“文化侵略”的实际影响，既有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作用，亦有简单化地理解这一口号导致对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偏颇。

简而言之，近代反对文化侵略只是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号，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对外来文化事业进行全面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从政治斗争领域照搬到学术研究领域，自然就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无法对丰富的历史现象进行辩证的说明。

与之相对的概念有文化自信、文化交流、文化交融。

教育

“文化侵略”的提法无疑起源于文化上的危机感。1921年1月陈独秀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引起冲突的10条原因,其中第2条说“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的怨恨。”……1923年2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批评教会教育的危害有三点，其中第一点“教会教育是侵略的”，终于把教会教育明确与“侵略”挂上钩。

近代日本文化侵华史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只是通过两三个并非等位的面和点，来批判日本主要采取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2

日本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是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具有实施时间长、涉及地域广的特点。教育，特别是语言殖民和文化殖民，需要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体制的支持以及设施、教员、教材等条件的完备，更需要离开战事的空间、时间以及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群。中国大部分沦陷区一直与战火和战乱相伴，奴化教育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在各地都形成能够实现预设目标的规模效益。因此，各殖民地区的情况相去甚远。或许系统的个案调查更能还原历史，实质性地推进奴化教育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实质是文化专制。因此，一些学者将日本的侵华宣传也归类到文化侵略中。如严昌洪的《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王向远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等。

宗教

《国家安全学》在“文化安全”一章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行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因此而变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文化安全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文化侵略而出现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0多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多人；外籍干事95人，华籍干事87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12处，会员近3000人；校会80多处，会员近6000人；外籍干事87人，华籍干事51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32个国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