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特点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用来形容倪行震的卫星研制历程再合适不过了。翻开倪行震的简历，他进入航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在这40多年中，倪行震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伐，从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逐渐成长为我国返回式卫星工程总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家需要发展航天，是国家给了我机会。”

1964年，年方22岁的倪行震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当时，中国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他学的是运动物体控制专业，属于自动化系，毕业以后，倪行震便来到了专业“对口”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倪行震从事过一枚小型导弹的研制工作。3年之后，即1967年，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被划归到当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从此，倪行震就走进了航天，成为一名航天人。

进入航天，倪行震非常幸运。1965年我国在制定卫星系列的规划时，就把返回式国土普查卫星、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等应用卫星系列，确定为我国卫星发展规划的重点。1966年我国开始论证第一种返回式卫星型号的可行性方案，一年后，开始了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工作。刚刚成为航天人的倪行震立刻加入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团队中来，在杨嘉墀、屠善澄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从事返回式卫星的控制技术研究。

卫星控制技术总体组虽然不用从事某个具体部件的设计、制作和调试工作，但是，作为总体组，要协调的工作依然很多。而当时“文化大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组织很松散，很多人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去搞“批斗”，搞“串联”，或者去看大字报……但当时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团队都是“悄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倪行震也就是利用这段时间，从研究陀螺入手，逐渐进入了卫星控制技术广袤而又深奥的世界。

为了彻底“解剖”陀螺，倪行震与北京当时研制陀螺的两家单位——位于北京西郊的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和北京兴华机械厂联系好，要深入这两家单位进行“蹲点”，了解陀螺的设计、加工过程。于是，倪行震每天清晨早早起床，吃过早饭，便急忙骑上自行车，从中关村一直骑到永定路，深入到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北京兴华机械厂的生产车间，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从陀螺的工艺、设计、制造、安装，再到调试，全程参与。这样日复一日，倪行震逐渐掌握了陀螺的原理、结构、性能等相关知识，对机械陀螺的“修炼”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控制卫星天地返回的技术一直是航天领域的高端技术，我国可以从国际航天界得到的有关返回式卫星的资料非常少，返回式卫星的研究基本是从零开始。在杨嘉墀、屠善澄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这支研制团队经过六七年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除了解决一般卫星的结构、温度控制、姿态控制、电源和无线电测控等技术外，还攻克了控制卫星返回的一系列关键技术，例如姿态调整技术、卫星制动技术、防热技术、软着陆技术、标位及寻找技术等。1975年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入轨，并于同月29日返回，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卫星发射成功固然是举国欢庆，但是，卫星发射背后的故事却惊心动魄。1987年9月，在发射一颗返回式卫星前的一天上午，试验人员正在利用地面设备给卫星进行“体检”，突然，仪器发出异常指示，气氛立刻变得很紧张。是地面设备出了问题，还是星上“器官”出了问题？卫星发射在即，发射时间不容更改，如果不能准时发射，影响将牵动全局。这也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试验队把情况汇报给当时的院长闵桂荣时，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敦促试验队员们认真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尽快解决。此时，一向乐观幽默的倪行震仍然面带笑容给院长立下了“军令状”：“没关系，下午3点给你答复。”卫星是个大系统，要在几个小时内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极其困难的，但倪行震凭着自己“入行”20年的经验和对卫星各系统的充分了解和把握，以及整个团队协作精神，他敢于立这个“军令状”。

为了准确找出故障原因，当时作为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的倪行震和卫星检测系统负责人王南华等几个搞技术总体的人，马上开展现场分析。他们先对地面设备进行检测，排除了地面设备存在故障的可能性，然后又集中精力分析星上设备，最后他们准确定位出问题的所在——星上计算机接口箱里的一块电路板出了问题。令人惊叹的是，倪行震他们竟然分析出是哪一块电路板的哪一个器件坏了。

初战告捷令人惊喜，但是另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一般的修理工具难于接触到这块电路板，而且，这块电路板的设计人员并不在卫星发射中心。如果按常规处理，他们先要把卫星从火箭上吊下来，从发射阵地转到技术阵地，然后把装在计算机接口箱上的照相机取下，拆开接口箱密封板，最后才能更换那块出问题的电路板。但这是个“大手术”，需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不说，装卸卫星上的重要部件还可能改变卫星的某些性能参数，造成无法预想的后果。但时间是不可逾越的“后墙”，怎么办？此次，倪行震再次凭借着对卫星结构的熟稔，提出了解决办法：让人从某个测试窗口钻进去，然后在某个密封面拧开哪几个螺钉，将从哪边开始数的第几块电路板抽出来，换上完好的电路板就行。此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工人师傅在倪行震的指点下，钻进了布满线路的卫星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操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更换电路板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卫星发射的进度。这样，一场漂亮的攻坚战圆满完成。从发现问题到彻底解决，前后耗时不到3小时。

这个研制团队再接再厉，又研制出了我国第二代返回式遥感卫星。它的一些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相对于我国第一颗自旋式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来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是我国第一次应用三轴稳定控制技术的大卫星，它的研制成功，在我国航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该系列卫星壮大了我国的卫星家族；其次，，大都沿袭了返回式卫星开创的三轴稳定控制技术；第三，三轴稳定系统从那时基本定型，以后我国各类返回式卫星的返回技术基本上都是从它那里继承而来，而且，神舟飞船返回技术的一部分也延续了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当时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包括倪行震在内的“28个勇士”组成的控制技术总体组贡献是最大的，而其他“勇士”们对倪行震的评价是：他对卫星姿态测量系统、惯性器件的掌握和运用极为自如，贡献突出。

总是跑在最前面

有志者，事竟成。“我这辈子对航天最感兴趣。”倪行震这样说。兴趣是他最好的老师，也是他最大的前进动力。在记者采访倪行震身边的人时，他们对倪行震的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非常敬业，对工作有超乎常人的热情，总是跑在最前面。

每次发射返回式卫星进驻发射场的人员名单上，几乎都有倪行震的名字。那时把卫星从发射中心的技术阵地运往发射阵地需要押车人员，而每次押车人员中都有他。至于搬箱子、爬铁架、值班等事情，他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

有一年，在上海进行卫星辐照试验，卫星必须安装到有辐射的辐照箱里。在当时缺少保护措施的工作条件下，一般的工作人员都很忌讳进辐照箱，但倪行震一马当先，进了辐照箱。当时虽然辐射设备不工作，但是，辐照箱里还是有辐射的。“当时倪行震丝毫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进去了，如果对工作没有极大的热情是难以做到的。”与倪行震共事过30年的老同事王南华这样评价。事后，进过辐照箱的几个人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到医院检查后，倪行震的白血球降到了3000个单位。另一位工作人员的手上皮肤因受到辐射而汗毛脱落。

一年冬天，在卫星发射中心，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穿着皮棉袄、皮裤都挡不住凛冽的寒风。倪行震等人在40多米高的卫星发射塔架上安装仪器，简陋的塔架根本挡不住寒风的侵袭，低温使得很多仪器“罢工”了，卫星陀螺也因为电源“罢工”而无法启动。为了使仪器正常转起来，倪行震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皮棉袄，捂在电源上，一直捂到仪器正常运转。看到卫星正常安装了，虽然自己被冻得发抖，但倪行震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20世纪80年代初，倪行震主管研制我国新一代返回式卫星，着力攻克该型号控制系统的几项新技术。这几项新技术对他来说是个新挑战。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到大学里去听课，向专家请教。正当他“痴迷”地攻关时，一个喜讯从天而降，他取得了去国外留学的机会。那时候能出国留学交流是科技人员莫大的幸事。这个喜讯确实让倪行震高兴过一阵子。但是，随着新一代返回式卫星研制的深入，他越来越放不下这颗新型卫星，最后，倪行震毅然坚持留在国内，继续攻克卫星研制道路上的难关，一直到该卫星顺利上天。“我后来理解了老倪的选择，因为他实在太爱航天，太爱自己的工作了。”曾经对此事不理解的老伴张笑珍说。

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