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薛敬之

老师

薛敬之（1435年—1508年），字显思，号思庵。他天生姿容秀美，美须髯，腹有7颗赤痣，左膊有一胎裏带来的“文”字，黑入肤裏。5岁即喜读书，不与同龄小孩玩耍，尊儒重道，乡人以道学呼之。

全文

人物生平

师事薛敬之。正德进士，授翰林修撰。因宦官刘瑾窃政，引疾返乡，筑东郭别墅、东林书屋，以会四方学者。后复官，入史馆纂修《正德实录》。又贬山西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居解梁书院从事讲学，吴、楚、闽、越士从者百余人。嘉靖六年（1527）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尚宝司卿，公暇在柳湾精舍、鹫峰寺讲学。十一年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又在任所讲学。十四年调国子监祭酒，以整顿监规，使公侯子弟亦乐于听讲而知名。次年升南京礼部侍郎，仍在任所讲学。十八年致仕返乡，再讲学于北泉精舍。生平所至皆以讲学为事，大江南北门生合约千余人，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朝鲜国曾奏请其文为式。为学注重躬行实践， “以格物为穷理”，强调 “即事即学，即学即事” （ 《泾野子内篇·鹫峰东所语》）。提倡广见博闻，认为“四方上下山川草木皆书册”（《端溪问答》）。针对科举弊端，提出“安贫改过”。安贫即不为科举陷溺，以务实为本；改过为脱去旧习，做“克己功夫”。主张教人“因人变化”，依其资质高低、学问深浅而异，不可一概而教。

成长经历

吕柟的一生跌宕起伏。十七八岁时，以学识广博而被选入正学书院。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他二十九岁，举南宫第六人，擢进士第一，授翰林编修。然而，时值阉党刘瑾把持朝政，正直之士不为其所容。适逢西夏扰乱边境，他上疏请皇上入宫御经筳，亲理政事，结果遭刘瑾嫉恨，遂与何瑭一起引退。是为第一次起落，在官仅两年。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吕柟三十六岁。刘瑾伏诛后，他官复原职，然不久又遇上乾清宫受火灾，他应诏上书呈六事，又多次上书劝皇上举直措诸枉，皆不被采纳，于是便再次引疾而归。这是他的第二次起落。

与仕途的低迷相反，吕柟讲学却日益昌盛。第一次引退之后，他在家乡营造了东郭别墅，每日聚徒讲学其间，四方学者慕名而云集。别墅容纳不下，随即又筑东林书屋，讲学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好学之士多出其门”。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吕柟又官复原职。次年担任会试考官，选拔了一大批人才充实朝廷。嘉靖三年四月（公元1524年），他以十三事自呈，表达“大礼未正，引为己罪”之意，实质是委婉批评明世宗违背礼制，结果触犯龙威，与邹守益一起下狱。不久，吕柟谪为解州判官，而邹守益则谪为广德判官。这是他的第三次起落，在京为官也仅两年。主政解州期间，他“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临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为政之余，筑解梁书院以讲学，今本《泾野子内篇》中的《端溪问答》、《解梁书院语》即是这一时期的讲学记录。

丁亥年（公元1527年），他转为南都吏部考功郎中。自此以后，吕柟才逐渐走出仕途的阴霾，先后升南京宗人府经历，尚宾司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累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任职南京的九年中，吕柟与当时的著名学者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往和辩论，《泾野子内篇》中的《柳湾精舍语》、《鷲峰东所语》即是这一时期讲学的记录。已亥年（公元1538年），他上疏请归，同年五月致仕，时年六十岁。返归故里随即讲学于北泉精舍，这也是吕柟一生中的最后四年讲学。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吕柟卒于家，享年六十四。《明史》称其“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终身未尝有惰容。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

主要作品

吕柟著述宏富，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礼问内外篇》、《春秋说志》、《四书因问》、《史约》、《小学释》、《宋四子钞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南省秦藳》、《泾野诗文集》、《泾野子内篇》、《泾野集》等。

学术思想

力行实践

吕柟生活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困乏支离、王（阳明）、湛（若水）心学盛行天下之时。面对这种情况，吕柟并没有像大多数朱子学者一样倒向心学，“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2]（P7244）。

首先，针对当时学者以读书、究心草木鸟兽等客观事物为“格物穷理”的认识，吕柟指出：“这个物，正如孟子云‘万物皆备与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盖无一处非物，其功无一时可止息得的。” [3](P152)吕柟认为，所谓“格物”的“物”并不是“泛然不切于身”的东西，而是“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皆是物”。

既然如此，那么“格物”所要穷究的“理”究竟存在于何处呢？吕柟指出：

“程子‘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之言极明白。今孟禽欲举一二事为样子者，只是把天理看在苍然之表，以为上也；把人事看在渺然之躯，以为下也。孟禽只在人事上作，则天理自随，孟禽作处殊无高卑难易之别。”[3](P172)

“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如《诗》云:‘洒扫庭内，惟民之章。’夫洒是播水于地，扫是运帚于地，至微细的事，而可为民之章。故虽执御之微，一贯之道便在是也。”[3](P149)

在以上引文中，吕柟明确指出，所谓“天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一苍然之理，人事也不只是形而下的东西。实际上，“天下无一事非理，无一物非道”，在形而下的事物之中就蕴涵着所以然之理，“一”即存在于“多”之中，故谓：“天理不在人事之外，外人事而求天理，空焉亦矣。” [3](P195)也就是说，不能把天理和人事绝然分割开来，当做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因此，所谓“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不是说既要学习人事，又要学习天理，以为在人事之外另有一个天理，二者互不联属，而是说通过日用人事就能认识和把握那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所以吕柟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3](P121)通过这种解释方式，吕柟把天理和人事联系了起来，使超越层面的天理与具体事物通贯为一，从而打通了本体与现象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朱子后学把天理“凝固”在书本和客观物质实体上，使天理同现实世界严重相脱节的弊端，并重新贯彻了程朱理学“体用一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