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秧歌戏

秧歌戏是我国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戏曲，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陕西及内蒙古、山东等地。它起源于农民在田间地头劳动时所唱的歌曲，后与民间舞蹈、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相结合，在每年的正月社火时演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节目，逐步形成戏曲形式。清代中叶，梆子腔剧种兴盛以后，山西、河北、陕西的秧歌戏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当地梆子戏的剧目、音乐和表演艺术，逐渐发展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戏演变。

各地的秧歌戏多以兴起或流行的地区命名，如山西的祁（县）太（谷）秧歌、朔县秧歌、繁峙秧歌、襄（垣）武（乡）秧歌，河北的定县秧歌、隆尧秧歌、蔚县秧歌，陕西的韩城秧歌、陕北秧歌等。这些秧歌有的以唱民歌小曲为主，如祁太秧歌、韩城秧歌、陕北秧歌；有的民歌组合与板式变化相结合，如朔县秧歌、繁峙秧歌、蔚县秧歌，其主要唱腔和板式多来自梆子腔，板式有头性（慢板）、二性、三性、介板、散板及滚白等，其中的民歌小曲统称“训调”，包括四平训、苦相思训、高字训、下山训、跌落金钱训、推门训等，演唱时采用板胡、笛子、三弦等伴奏，俗称“梆扭子”；有的属于板式变化，如定县秧歌、隆尧秧歌，唱腔板式分慢板、二性（二六）、快板、散板、导板等，演唱时用板鼓或梆击节，大都不用管弦，只用锣鼓伴奏，因此又叫“干板秧歌”。 各地秧歌戏的传统剧目分小戏和大戏两类，小戏俗称“耍耍戏”，包括<王小赶脚> 、<借>、<拐磨子>、《绣花灯》、《做小衫衫》、《天齐庙》 、<小姑贤>、《蓝桥会》、《吕蒙正赶斋》等，大戏包括《花亭会》、《九件衣》、《芦花》 、《日月图》、 《白蛇传》 《老少换妻》、《梁山伯下山》、《李达闹店》、《顶灯》、《泥窑》、《乌玉带》、《姜郎休妻》、《芦林相会》、《安安送米》等。秧歌戏脚色原只有小丑、小旦、小生“三小门”，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其音乐唱腔吸收了梆子腔的特点，形成曲牌体与板腔体兼容的体制，表演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

秧歌戏形式比较灵活、自由，长于表现现实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新秧歌剧运动，改革了秧歌戏的音乐、表演、装扮，编演了<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等表现群众参加生产、学习及对敌斗争题材的剧目。新秧歌剧运动的发展不仅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新歌剧，而且推动了秧歌戏等民间小戏的革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秧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朔县秧歌、繁峙秧歌、定县秧歌、隆尧秧歌等都建立了专业剧团。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秧歌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山西的繁峙、襄垣，河北的蔚县等地成立了专业秧歌剧团，演员经过正规化的训练，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进入新时期以后，作为民间小戏剧种的秧歌戏不仅面临与大剧种的激烈竞争，而且受到现代流行歌舞的挤压，演出活动越来越少，不少秧歌剧种濒临消亡，急需社会各界加以关注和扶持。

历史起源

秧歌最初是农民插秧、耘田时所唱之歌，以民间农歌、菱歌为基础，后与民间舞蹈、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相结合，逐步形成戏曲形式，在每年的正月社火时演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节目。清代中叶，梆子腔剧种兴盛以后，山西、河北、陕西的秧歌戏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当地梆子戏的剧目、音乐和表演艺术，逐渐发展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戏演变。逐渐发展成汉族最普遍的民间舞蹈形式（歌唱和部分器乐演奏趋于消失，仅保留下锣鼓节奏，故又称谓：“秧歌不是歌”。它主要泛指中国汉族地区流传广泛的民间舞蹈）。

秧歌戏的历史久远，南宋有“村田乐”记载，形式名称则出现在明代后。

宋代诗人苏东坡、陆游等关怀农村生活，曾为乡农写过不少诗歌，或说后来秧歌可能吸收了农歌的词句，但从他们的诗词中未见“秧歌”一词，说明当时尚末形成“秧歌”的形式。陆游一首名为《时而》的诗：“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其中的“菱歌”一词，很容易误认为“秧歌”两字。在江南一带，菱歌一词泛指民歌、农歌，陆游的诗中常有此词，如“一声菱歌起何许，洗尽万里功名心”（《泛舟过吉泽》）,“潮生钓濑边，月落菱歌里”（《新秋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欲秋为韵作小诗》）等。

至清代，秧歌已由插秧歌、菱歌、演唱秧歌，逐渐成为规范的汉族歌舞形式盛行各地，文献记载最多。后又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民间二小戏（一旦一丑）三小戏（生、旦、丑）发展。

在《清代竹枝词》中有这样两句诗：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这表明在乾隆时的戏馆中，已有了秧歌腔。但这两句诗仍不能说明戏馆中的“新腔“是有了秧歌戏，还是在戏中“杂”用了秧歌的腔调。[5]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秧歌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山西的繁峙、襄垣，河北的蔚县等地成立了专业秧歌剧团，演员经过正规化的训练，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进入新时期以后，作为民间小戏剧种的秧歌戏不仅面临与大剧种的激烈竞争，而且受到现代流行歌舞的挤压，演出活动越来越少，不少秧歌剧种濒临消亡。

后与民间舞蹈、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相结合，在每年的正月社火时演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节目，逐步形成戏曲形式。清代中叶，梆子腔剧种兴盛以后，山西、河北、陕西的秧歌戏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当地梆子戏的剧目、音乐和表演艺术，逐渐发展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戏演变。

秧歌戏是由民间歌舞演变而来，直接脱胎于“土滩秧歌”。因其就地演出，一般不登台，故而得名。“土滩秧歌”包括踢鼓秧歌和小演唱秧歌两种。踢鼓秧歌是广泛流传于晋北一带的民间舞蹈，朔州踢鼓秧歌便是其中的分支之一，因在广场、街头、场院“踢鼓”（踩鼓点）表演而得名，是以演员表演为主体的民间艺术，主要是在节庆、贺生、祝寿、筵宾、还愿等民俗事象中表演。全部演出人员为108人，但也有30人或50人的。男角称“踢鼓子”，女角称“拉花”，成对表演，多扮成<水浒>、<西游记>中的人物，表演粗犷奔放。过程有入户拜年、广场表演、进院祝拜、坐灯官、压街镇邪、烧香祭风、灯场游园、旋旺火、接下程等一系列程式。表演分子场、小场子和过街场，各有自己的表演形式。小演唱秧歌亦称小秧歌，演唱曲调融合了社火曲牌、庙堂音乐和民歌小调等，以歌为主，以舞为辅，往往和踢鼓秧歌交叉进行，活动多在街头、广场、院落，常常打开场子演出一些小剧目、选场选段或整本戏。

随着“土滩秧歌”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秧歌艺人开始由一人领班，聚合周围村庄艺人组成“攒合班”。这种班社在朔州本土音乐的配合下，把“土滩秧歌”时期的表演艺术和演出节目进一步加工、融合，编排、演出一些适合村镇乡民观看的剧目，离开土滩，开始登上舞台。

<朔州志·艺文志>载清雍正五年（1727）知州汪嗣圣颁布的《禁夜戏示》中有：“朔宁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淫词艳曲，丑态万状。正人君子所厌见恶闻。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养夜之间，风清人静，萧板之声无远不闻。”另据现存朔州马邑村 《赵氏家志·记事八·唱愿戏》记载：“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许愿周岁为送子娘娘唱愿戏，时有亘育红秧歌为六月六日淋生戏，于正日日戏翻舌终，将班请于奶奶庙，唱<祝愿>、<刘婆送子>、<拾金>、《草场》……”朔州刘家窑舞台题壁：“雍正九年七月，议合班秧歌到此一乐，唱《安安送米》、《双驴头》、《赶子》、《教子》、《斩子》……”这些记载都说明朔州秧歌在清初就有一定的演出活动。

主要剧目

各地秧歌戏的传统剧目分小戏和大戏两类：

小戏俗称“耍耍戏”，包括《王小赶脚》、《借》、《拐磨子》、《绣花灯》、《做小衫衫》、《天齐庙》、《小姑贤》、《蓝桥会》、《吕蒙正赶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