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1925年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主讲经济学，后调回广州任武装团体训练班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到上海．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社会科学名著如德国毕尔的《社会斗争史》、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洛克的《政府论》，美国布尔的《国际关系论》等，成为有名的翻译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经《星岛日报》总编金钟华介绍，在《星岛》增刊，《晨报》任主编；并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任教。1944年至1945年任《大刚报》总编辑及《广西日报》社长。1945年至1946年在香港《新生晚报》任总编辑．1946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办，他担任院长，同时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经常与香港的民主人士一道，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7至1948年在上海任《大风》周刊总编辑。

广州解放后，应召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并担任国民大学教务长，华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等职。院系调整后，华南联大并人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国文学史教授．1975年5月17日在广州逝世。译著有《政府论》、《国际关系论》、《社会斗争史》等。

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的叶启芳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上海从事译著活动时，渐渐接触新的社会思潮，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抗战以后，他与左翼文化人士的接触日渐增多。长期浸淫之下，他顺理成章地跻身“进步教授”之列。他是生存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宗教与世俗，新时代与旧时代，专制与自由。甚至是战争与和平夹缝中间的学人。

叶启芳原籍广东三水,他的父亲在广州西关纱厂做工,才举家迁到广州。由于家里兄妹众多(叶启芳排行第十),再加上纱厂倒闭,11岁时,叶启芳被父亲送到香港一家基督教小学做校役,从此与教会结缘。在教会资助下,他得以进入燕京大学读书。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叶启芳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大小5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由于时局变幻,这些任职大多只有数月时间。唯一的例外是,他还曾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邀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主任,为时达7年。

从政之余,叶启芳以译书为爱好。他翻译的唯一一本单行本小说《国际纵队从军记》,是受金仲华、刘思慕等人之托,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而译的。这是英国左翼作家的作品,未及上市,就被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了。

《从军记》之前,叶启芳还出版了最早几部译著,比如《社会斗争通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国际关系论》、《基督教之基础》。无心插柳柳成荫,翻译工作使得“启芳从此逐渐摆脱西方教会的影响,成为进步的文化学术界的一员”。刘思慕如此评价翻译工作对叶启芳的影响。

叶启芳的左倾,还得益于与左翼知识分子的交往。刘思慕回忆,“启芳和我在进步的达德学院(陈其瑗任院长)都兼任过教师。内战再起以后,不少民主人士再度陆续集中到香港来,其中如沈钧儒、邓初民、李章达、茅盾、张铁生等都是启芳的旧识,民主党派有些集会也邀请他出席。在沈老、邓老的鼓励下,启芳有时还和我一起参加民盟的学习会,因而与民盟也接近起来。”

建国初期

1949年3月底,叶启芳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演讲《中国形势对华南与香港的影响》,预计“新局势”6个月内即可展开。当时他的朋友陈君葆对这一乐观估计不以为然,以为“总要到第二年的春间”。

事实证明叶启芳的估计是正确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个月前,叶启芳连续两天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知识分子》一文,开头即说:“最近我国民主革命运动扩展,遍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增进,如日中天。”在叶启芳看来,“今天是知识分子应当抉择的时候了”。

10月18日,叶启芳约陈君葆到“四时新”饭店吃面,告诉陈自己决意要回广州。陈君葆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岗位问题十分重要,难道留下来的便没有事做么?这是叶启芳不实际的地方。”《叶启芳传》的作者易新农和夏和顺这样分析叶启芳对将来生活的看法:“政治环境问题呢?估计叶启芳也想过,比如: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帝国主义的文化根基；他曾长期在广州政府任职,属于旧政权的官僚……叶启芳大概认为,这一切,通过他的政治转变,通过那篇《论知识分子》就可以洗清了。”1950年6月,叶启芳从香港回到广州,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汝棠的邀请,出任国民大学的教务长。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也曾向叶启芳发出邀请,要他去北京任职,他以不适应北方生活为由推辞了。

1950年10月5日,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启芳是代表之一,他写信给当时还在香港的妻子汤慕兰说,每次开代表大会时,叶剑英同志都派汽车来接。

同年,叶启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据汤慕兰等人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安排,让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来做事”。两年后,叶启芳当选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6年,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叶启芳,不仅当选为民盟广州市副主任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这年11月20日到28日,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叶启芳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发言。发言被《广州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使社会知识分子的才能有所发挥”。

政治遭遇

叶启芳的发言是对19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响应。他批评说:“知识分子在读到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一股热诚,非常高兴,立即到街办事处登记。可是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应有的接待,而是冷嘲热讽,并且诸多留难。有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到街办事处,询问知识分子登记手续,街办事处的同志以极傲慢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连登记手续都不懂,还算什么知识分子’,试问这样的态度和言词,怎样能够贯彻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章乃器当时正在广州,为这篇发言登门拜访叶启芳,可惜叶启芳当时不在家,章乃器就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我等将给以极大的注意,以后请多反映这些情况。”叶启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称“远程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