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是一门结合历史学与心理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按现代西方史学中的研究方法划分出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利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学说,根据集体的行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而推断社会未来的发展。
起源 由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所开创,后由艾力克森(Erik H. Erikson)加以发扬光大,成为美国历史学界一个新的发展。迄至1970年代以来,约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有心理史学的课程,影响所及,借助精神分析学说撰写历史人物传记蔚然成风,也成为心理史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心理史学评论》(The Psychohistory Review)系其主要的发表重镇,为目前重要的心理学学术刊物。“心理史学”在华语社会中因著名科普作家艾西莫夫(Issac Asimov)的科幻小说,及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的故事得以普及,但真正认识这门学说的人并不多。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心理史学
- 外文名
psychohistory
- 简介
当代西方史学中的重要分支
- 研究内容
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
运用
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史学流派。佛罗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后来成为许多历史学家进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据。佛罗伊德在1912年率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写出了关于达·芬奇的传记《童年的回忆──达·芬奇》。他在书中指出,达·芬奇的性格非常奇特,他有时温柔得就像善良的女孩儿,有时又非常狂妄,怀疑一切,蔑视权威。他的绘画艺术本已达到很高水平,但却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与绘画毫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如研究鸟类飞行、植物的营养等。佛罗伊德认为这些矛盾反映了达·芬奇的心理变态,心理变态又根源于达·芬奇的童年。达·芬奇生于1452年,是一个公证人和一个农家姑娘的私生子,后来他的父亲抛弃了他的母亲,和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结婚,达·芬奇便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5岁才回到父亲身边。
佛罗伊德认为这5年恰恰是达·芬奇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时期,由于没有父亲,引起了他个性的严重失态,并形成了他女性化的性格和同性恋的倾向。达·芬奇的母亲由于失去恋人而加倍爱抚幼儿,她对达·芬奇的不断亲吻刺激了达·芬奇对母亲的依恋和性的早熟。佛罗伊德认为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实际上就是他母亲的微笑,反映了他对母亲的爱和深深的怀念。这本书被认为是心理史学最早的著作。另外,佛罗伊德还著有《歌德对童年的回忆》、《托马斯·杰斐逊心理研究》等。在心理史学方面有所成就的还有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吕·费弗尔,他提倡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对心理史学进行了理论探讨。他在《拿破仑卜书中,曾对拿破仑性格的形成进行过心理分析。他的《拉伯雷的宗教》也是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史学开始在整个西方兴起,美国仍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1935年,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出版的《帝国主义外交》一书中,就用心理学方法分析了19世纪末英国的对外扩张。1957年,兰格担任了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12月29日的就职演说(《下一个任务》)中,呼吁历史学家把心理史学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史学。通常人们都把兰格的讲话看作美国心理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就在兰格演说后仅仅一年,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就出版了他心理史学的经典性著作:《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埃里克森的贡献主要是:第一,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认为自我在为本我服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内容、需要和机能;第二,强调人格的可变性,把人们从生到死的心理状态分成8个阶段,人就是通过解决各个阶段的心理危机而向前发展的;第三,在人的内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上,注意到了外在环境对心理的影响;第四,从心理学角度阐述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认为领袖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能克服内心的种种障碍;但领袖又是不能脱离群众的,群众的心理往往对领袖的心理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埃里克森还写了其他许多心理史学方面的著作,如1963年的《儿童期与社会》、1969年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起源》等,是公认的西方心理史学的权威。
在兰格的号召和埃里克森的鼓舞下,美国的新史学在60年代有了迅速发展,一批年轻的学者逐渐成长,他们大都受过历史专业和心理学专业双学位的训练,他们年富力强,成果卓著,比较著名的有洛温伯格和科胡特等人。美国心理史学还拥有两个专业刊物《心理史学杂志》和《新史学评论》。其他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现代史杂志》、《交叉学科历史杂志》等还经常举办心理史学的专刊。到70年代末,美国已有30多所大学开设心理史学的课程。可见,新史学在美国也是一片兴旺景象。当然,新史学在当代并不局限于美国,也波及了西欧所有的国家和加拿大,如德国对路德和希特勒时代的心理研究,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影响。
特点
概括起来说,当代西方心理史学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注重探讨历史人物的童年经历。如美国学者奥托·弗莱兹1972年发表的《俾斯麦心理分析》就颇具代表性。他探讨了俾斯麦的童年生活与他的人格形成的关系。俾斯麦从小缺乏母爱,母亲对他非常严厉和冷淡。上学以后,他又经常受到老师的粗暴对待,所以成年的俾斯麦就形成了一种权力欲,因为他要通过不断追求权力来补偿他童年时未得到满足的心灵;
第二,广泛应用精神分析的概念与术语。比如“犯罪感”就是应用很广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还有自我防御机制。自我同一性、心理暂停状态、唤起代理、男性自我陶醉等;
第三,用精神分析法研究集体心理。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178年的大恐慌》中认为1789年谷物的涨价、农村的饥荒、乞丐、暴徒、土匪的骚扰、领主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贵族和宫廷的阴谋,这一切使整个法国陷人心理上的大恐慌之中,农民由于恐惧而作出了防御反应,恐惧消失后又产生了惩罚的愿望,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这场农民革命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群众革命心理的三个方面:恐惧、防御反应和惩罚愿望是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关键;第四,扩大了史料应用的范围。除了传统的文献著作外,心理史学还运用了其它有助于心理分析的资料:回忆录、私人信件、日记等。另外,生活习惯和个人痛好也被心理史学所注意。如佛兰兹就注意到了俾斯麦爱决斗,爱表现自己等等,通过这些细节来说明俾斯麦的心理状态。
对西方心理史学的兴起应该如何看待呢?首先,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心理史学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马克思主义从不排斥从人类心理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历史,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的因素,但人的心理、情感等因素在历史上也起一定的作用。如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历史科学是不能忽视人类的心理活动的;二是心理史学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把不被传统史学所注意的东西如童年经历、性格、情感、潜意识等等引人历史学领域,从而造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但对西方心理史学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盲目搬用,应当看到它的缺陷:西方心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在医学和心理学上特别是在治疗精神病方面有独到的价值,但用它来研究整个历史领域就显得牵强附会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脱离了社会关系总的结构,脱离了社会历史环境,仅仅从人的本能和心理活动去概括解释历史,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看,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也限制了史学家的眼界,许多史学家只盯着人的内心活动,而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存在,这显然背离了心理史学应有的发展方向;心理史学还导致了不顾事实,随意解释历史的主观主义倾向。精神分析法强调追溯历史人物童年的经历,但这方面的资料又非常缺乏,因此许多毫无真实性的传说也被心理史学家用来作为精神分析的证据,这样的历史是无科学性可言的;历史研究机械化、简单化的倾向也很严重,许多史学家用一个固定的理论模式生搬硬套历史,还有的历史传记干脆就是人物的精神病病历,而不作任何历史解释。另外,从心理学领域引人大量的理论术语也给人以故弄玄虚之感。由此可见,我们的心理史学要发展,必须打破西方心理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发展自己的科学的心理史学理论。
中外发展概述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心理史学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他的多卷本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人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
法国年鉴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