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歌运动

1960年在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出现了“新歌”运动，古巴随后也产生了类似的“新吟游歌谣”运动。新歌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音乐，它既包括爱情歌曲，也有重要事件的记录，甚至可以是一种武器。总之，它是与拉丁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这些从事新歌运动的音乐家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他们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里工作，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共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改善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反对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并渴望使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

为新歌运动奠定基础的有三位关键性的音乐家

，即阿根廷的阿塔瓦尔巴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 1908一1992）、古巴的卡洛斯·普艾布拉（Carlos.Puebla 1917一）、智利的比奥莱塔·芭拉（Violeta Parra 1917一1967）。在本世纪50年代，他们的作品是农村和城市音乐文化之间的桥梁。尤潘基和帕拉深入民间，搜集了很多歌曲并进行演唱，普艾布拉则一直生活在丰富的乡村歌曲传统中。他们都在传统歌曲的基础上采用一些新材料进行创作，积累了相当多的曲目。

在1960 年，新歌运动已作为一种真实的力量出现在社会上，当时拉美的不少政府为了抵制1959年古巴革命的影响，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如扩大人民的选举权、改革教育和农业体制等。这些变化的确给社会带来了活力，但也点燃了反对美国影响的民族主义，并在探索拉美文化—体化时展开了为广泛的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新歌运动的观念最早出现在阿根廷，1962年的《新闻记者圈》杂志上，报道了著名歌手墨洒达斯·索萨（Mercedes Sosa）和阿尔曼多·德哈多·哥麦兹（Armando Tejado Gomez）参加“新音乐会”演出的消息。在这个音乐会上，阿根廷本地的歌曲体裁如《恰加雷拉》（Chacarera）、尚巴（Zamba）、和恰马梅（Chamame）重新恢复了生气，索萨美妙动人的歌声和她精心选择的曲目使音乐会十分成功，她也成为了享有国际声誉的歌唱家。但阿根廷的新歌运动并不像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普及。

在智利，由于拥有比奥莱塔.芭拉和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这样杰出的音乐家，新歌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帕拉继承了巴亚多尔（Payador 民间诗人、歌手）的传统，她还特别热衷於将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的乐器引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如竹笛、排箫、恰郎戈琴等。芭拉曾在巴黎居住过，她对法国的传统尚松（Chanson）歌曲也十分喜爱，因此她的作品也受到尚松的一些影响。

从1965年到1967年，芭拉在圣地亚哥主持一家音乐俱乐部，她亲自演唱她自己改编、创作的各种歌曲，歌曲的内容既有关于爱情的，也有反映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中有些歌曲尖锐地揭露了社会上的不公正，为穷人的悲惨遭遇呐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首名为《—切都颠倒了》的歌曲尤为著名，其中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白痴当了教师，强盗当了总统，小偷当了法官，一切都颠倒了…等”。1967年她自杀身亡，她的儿子安赫尔、女儿伊萨贝尔继承了她的事业，继续在圣地亚哥演唱，直到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后他们才被迫流亡到欧洲，并在世界各国演唱新歌。

维克多·哈拉是一位戏剧导演，同时还是一位歌手和歌曲作家。他将新歌运动推向了更大的舞台，即使他在1973年被谋害后，多少年来他的歌曲仍为人们传唱着。他来自一个贫苦的移民家庭，靠他的毋亲在菜场卖莱维持生活，她还常为人们的婚丧喜庆节日去演唱歌曲，哈拉从毋亲那里学会了很多歌曲并掌握了清晰、优雅的演唱风格，以及歌唱与吉他演奏的密切配合。

维克多·哈拉的很多歌曲在60年代的智利引起了人们的激动甚至狂热，他为一首传统歌曲《修女》所写的戏谑性的版本，说出了修女内心的愿望，被禁止。另一首歌曲是《你去问布艾尔多·孟蒂》，当时有—批穷困的无地农民被谋杀，布艾尔多·孟蒂是当时的内政部长，责无旁贷。但此歌也被禁止。他对歌手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真正的革命应该在吉他的后面，所以吉他变成了斗争的工具，它应该像枪—样进行射击。”他写的另一首歌曲《为劳动者祈祷》得到了第一届新歌节的奖，并嬴得了人民的心。他最心爱的—首歌曲是《回忆阿曼达》，这是—首美妙、激情的爱情歌曲，1980英国音乐家罗伯特·韦特曾重新演唱这首歌曲，获得了神奇的效果。

1991 年4月，在圣地亚哥的体育场，智利的艺术家、舞蹈家、演员、街头音乐家、传统的巴亚多尔歌手聚集在一起，庆祝智利的独裁者、刽子手皮诺切特的下台，并悼念过去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包括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和维克多·哈拉在内。18年前，1973年的9月，正是在这里，哈拉被反动军队抓来，他的全身为机关枪弹所洞穿，暴尸於水泥地上。如今，人们在同—地方，又唱起了哈拉最后谱写、演唱的名曲《自由歌唱》（Canto Libre）。

新歌运动和比奥莱塔·芭拉、维克多·哈拉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鸟拉圭的歌手、歌曲作家达尼埃尔·维格里蒂（Daniel Viglietti）创作的《我的美洲之歌》（Cancion para mi America）就是拉丁美洲各国新歌运动的最早作品之一，它的歌词大意如下：“把我们的手伸向印第安人，这会使你幸福，他会告诉你跟随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首歌传遍了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传入了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

维格里蒂创作了一糸列的歌曲，其中有著名的《来自远方的米隆加》（Milonga de andar lejos），歌词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想要打破这种生活，我多么希望改变它。”1969年他还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歌曲《把篱笆推倒》，主张耕者有其田，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首歌曲为当局禁止，1972年还将他投入监狱，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抗议下，他才获得释放。

从1970年到1980年前后，新歌运动进入了很多国家（如尼加拉瓜、秘鲁、阿根廷、巴西）的各种节日中，音乐家们在各国旅行演出，并演唱当地的各种歌曲。他们还超越了语言的障碍，进入了巴西，在他们的影响下，巴西的著名歌手也唱起了新歌。

从音乐上看，新歌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采用当地印第安人音乐的因素和贫困民众常用的以吉他为基础的音乐。著名的智利音乐团体如基拉帕雍（Quilapayun）和印蒂.伊马尼（Inti IIIimani），他们的成员穿着劳动者的斗篷，用排箫、竹笛、响器来演奏音乐，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过去那些极力抵抗殖民主义的印第安人的公社。基拉帕雍还采用西方古典音乐的形式，与作曲家塞尔西沃·奥特加（Sergio Ortega）合作，创作演出了清唱剧《尹基给的圣玛丽亚》（Canata Santa Maria de Iquique），它的内容是1907年的智利硝石矿大罢工。

这些智利的音乐团体在1973年由智利阿连德政府作为官方的文化大使，去欧洲访问演出，但正是这一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合法政府。这些音乐团体被迫长期在欧洲流亡，但也因此在欧洲大量传播了拉丁美洲的新歌和安第斯高原的印第安人音乐。他们也成为逃亡在世界各地的智利人的精神寄托，今天，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古巴也是新歌运动的重要地区，在这里早就存在着游吟歌手的传统，他们在这个岛国到处漂泊，带着吉他自弹自唱。演唱的歌曲内容大多与爱情和爱国主义有关，并常常把古巴比喻为一位妇女。辛杜·格雷（Sindo Garay）是本世纪初一位最著名的歌手，他在1909年创作的波莱罗《来自巴亚莫的女郎》（La Bayamo）至今还是游吟歌手的保留曲目之一。巴亚莫是古巴独立运动的摇篮，对女郎的爱实际上表达了所有爱国者对祖国的爱。另一位著名歌手是霍塞伊托· 费尔南德斯（Joseito Fernandez），他是歌曲《关塔那摩姑娘》（Guantamera词作者为古巴爱国诗人何塞.马蒂）的作曲者。另一位来自古巴东部圣地亚哥的歌手尼哥.萨基托（Nico Saquito）创作的游吟歌谣超过了500首。

此外，还有一位歌手卡洛斯·普埃布拉（Carlos Puebla），他创作、演唱的四重唱以诙谐的口吻歌颂革命的成就，如著名的《现在费德尔来了》（Y en eso llego Fidel）就是他的杰作。直到新歌运动70年代初传到古巴以前，他一直是唯一的著名政治性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