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书名:凯恩斯传(1883-1946) ISBN:710802415

作者:(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译者:相蓝欣//储英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79

页数:905

出版日期:2006-4-1

版次:1

开本:24cm

包装:平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尽管他从未想过到印度去访问是写作这本书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对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12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就是陈焕章撰写的《孔门理财学》(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泽注)。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译注)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他对中国的人口数字大惑不解。他说，中国众多的人口显然是在近代产生的。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的1亿上升到1842年的4．13亿。他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世界的那种经济或自然条件的巨大变化。因此，中国人口的迅速发展令人无法解释。他担心“中国的黄金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因为享受这个条件的人口太多”。

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他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灾难。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他建议“ 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他认为中国不应当积累黄金，而应当在伦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对外支付时可把这些存款转换为黄金。他举日本为例，说它把大多数的储备都转换成英国的国债券。凯恩斯的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他还认为“东方产品的低廉价格引起了贵金属向东方的不断流动”，“从我们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万的金砖。而这些金砖在西方放在那里毫无用处”。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的贵金属不断向亚洲流失，但由于亚洲人偏爱囤积贵金属而不使用之，所以他们仍然很贫穷。西欧则在16世纪充分利用从南美洲流入的金银，和在18世纪攫取的印度黄金财富开始了商业和工业革命。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

尽管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已被译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把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设为“已知条件”，仅仅寻求保证对该社会的工业产品的足够的有效需求。因此，凯恩斯主义似乎同经济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做大规模的改造。凯恩斯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 —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然而， 假定政府是称职和诚实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凯恩斯政策能够通过为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临时工作来帮助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人们过去所说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国，老的出口工业被新型的消费品出口工业所取代，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凯恩斯认为，政府额外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够加快新型工业的发展步伐，最终能够吸收老的出口工业所丢弃的劳动力。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 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把凯恩斯主义彻底埋葬。但从那以后发生的大量事件某种程度上驳斥了90年代初的那种简单的思路。我在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国经济的长期停滞，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崩溃以及2001年的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的危机”，但它们也显示出在很多领域里，经济潜力得不到发挥，经济状态十分不稳。凯恩斯如果还活着，对此一定有话要说。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 “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