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史地背景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康熙、雍正年间，中俄先后签署《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划分了两国的东段、中段边界。在西北部，一说，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便不断进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然而直到18世纪30到40年代，沙俄的边界与巴尔喀什湖相距尚远。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新疆沿边的哈萨克、布鲁特以及中亚的浩罕、巴达克山、布哈尔、爱乌罕等部也相继表示归附并被清廷视作“外藩”。此时，中国与沙俄接壤的西段边界仅有沙宾达巴哈至喀喇玛岭一段（该段未经条约划定），其余边界则主要是与上述诸“外藩”之间的边界，清廷对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边疆实行有效管理。但随着清王朝中衰，西北边防逐渐废弛，而沙俄则逐渐渗透并控制中亚，进而加紧蚕食中国西北边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除谋求在中国西北扩大俄国的对华贸易外，并通过武装入侵、筑垒移民等手段，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皇政府也趁火打劫，把它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走向强加给了中国。

订约起因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主条目：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11月14日（中历十月初二日，俄历11月2日），清钦差大臣奕訢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该约第二条规定：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这一条款，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境内的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为更多地割占中国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清廷设置的卡伦原非边境标志，在卡伦之外的区域，清军也组织有巡查会哨（包括赋税征收）等活动，清廷并在那些区域立有鄂博、碑铭；《北京条约》在规定以卡伦为界时，实已经带有掠夺性。而较之俄文本，这一由沙俄经手翻译的《北京条约》中文本在文意上还多所改动，例如将俄文本中的“中国现有卡伦路线”改译为“中国常驻卡伦”，将从沙宾达巴哈起的边界走向由“往西南至斋桑湖”改译作“往西直至斋桑湖”，将俄文本中的“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等语改译作“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这些都为沙俄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后续谈判中随心所欲地曲解《北京条约》、夺取更多的利益埋下了伏笔。

签约经过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自1862年（同治元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Бабков）、札哈罗夫（Ива́н Ильи́ч Заха́ров）等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谈判。谈判前，俄方拟定了与《中俄北京条约》边界条款的规定不相符的“国界草案”及“分界地图”，意图将更多的中国地方指为俄有，并采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侵占黑龙江地区时实行的“以实际占领支持外交要求”的策略，出兵占领所谓“国界草案”中俄国标明的山隘、要津，造成既成事实。

谈判开始后，俄方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明谊据理驳斥，未予同意。9月17日，中方作出让步，提议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四处旧有边界至常驻卡伦之间“适中定议”，将此线以西原属中国之地划给俄国。俄方对此竟未予置理。20日，俄方将“国界草案”交给中方，声称国界必须照图划定，否则即可毋庸再议，并限10日内答复。10月初，巴布科夫等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择期回国。后中方多次要求复会，均遭拒绝。1863年（同治二年）3月下旬起，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出动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战略要地。

在俄军入侵面前，清政府畏缩不前。恭亲王奕訢认为：“该国如此强横，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于1863年（同治二年）9月上旬向沙俄驻华代办表示，准备接受俄方在塔尔巴哈台提出的“分界议单”（即“国界草案”），并提出以撤退入境俄军为交换条件。11月，明谊接到谕旨，随即照会西西伯利亚总督，要求俄方1864年派员前来“商办换约”。俄方借口来照中有“商办”字样，表示拒绝。

1864年（同治三年）5月，俄军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见词条“1864年农民起义”）之机，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并于6、7月间强占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伊犁岌岌可危。8月11日，伊犁参赞大臣明绪迫于形势，致函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俄方见签约时机成熟，表示同意。谈判过程中，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借此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10月7日，中方代表明谊等与巴布科夫、札哈罗夫在塔尔巴哈台签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

后续事件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及换约前，清廷就已预筹勘界立碑之事。该约换约后，按照该约第六条的规定，双方代表应在1865年5月（换约后240日，合清同治四年四、五月间）在指定地点会合并竖立界碑。受“1864年农民起义”的影响，西南一路的勘界已不可行，但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北路地区，清廷仍在筹备勘界。1865年（同治四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受命前往科布多，与俄人约期划界，他并派员去索果木卡伦等候俄使。后接俄方通知，俄因军事行动（实即侵略浩罕），年内不克勘界立碑，于是该项工作被迫搁浅后延。但是，俄方一方面侵略浩罕等国、拖延勘界，另一方面仍在驱逐中国边境守卡官兵，强占沿边土地。清廷不堪其扰。几经交涉，1868年（同治七年），双方终于议定次年重启勘界立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