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中陆战的第一个战役。1894年6月初，朝鲜政府因东学党起义向清政府求援。清廷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淮军2000多人赴朝。

1894年五月初三(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400人进入朝鲜，驻扎忠清道牙山县。日本政府也向朝鲜大举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决心与中国开战。

1894年6月9日到12日陆续进驻离汉城70多公里的牙山地区。这时日本也派兵入朝，10日强行进驻汉城，扼守险关，构筑工事。至16日入朝日军已达5000余人。

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援兵陆续赶赴牙山。

六月二十三日，就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日军少将大岛义昌(1850-1926)指挥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遂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

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公州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

六月二十六日，日军抵达成欢前沿素沙场。大岛义昌了解清军军事部署后，于二十七日五更指挥日军乘黑夜重点进攻清军右翼。日军前卫部队涉过沼泽，越过安城川上的桥梁安城渡时，突然遭到于光炘、周宪章等四名武备学堂学生率领的数十名清军的伏击，死伤多人。由于黑夜迷失道路，又不知清军虚实，惊慌后退。很快，日军发现清军兵少无援，再次猛攻。数十名清军以寡敌众，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于光炘等壮烈牺牲，余众被迫撤回。拂晓，日军攻占了牛歇里阵地前沿佳龙里，逼近清军主阵地。6时30分左右，双方步兵在阵地前展开激战，炮兵亦猛烈对射。大岛义昌亲自指挥日军炮火猛轰清军右翼两个堡垒，清军士兵奋起还击。阵地前炮弹飞驰，爆炸声震耳欲聋。聂士成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鼓舞士兵，指挥战斗。由于清军右翼阵地火力薄弱，不久一号堡垒被攻占。聂士成急调左翼数百人支援，日军则倾全部火力拦截，援军受阻。6时50分许，右翼二号堡垒亦被攻陷。不久，左翼阵地又告失守。清军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撤退，成欢遂被日军攻占。

入朝清军

六月二十八日，聂在率部退奔公州的途中，路遇北撤的叶志超部。叶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遂决定牙山清军北奔平壤。为避免与日军相遇，叶、聂率军绕经汉城东部，于七月下旬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

1894年7月25日，日舰偷袭清运兵船的丰岛战发生后，海道梗阻，牙山清军孤立无援，遂分地驻屯。聂守牙山东北的成欢，叶驻牙山东南的公州为后援。29日，日军分两路进犯成欢，聂率部奋勇抵抗，不敌败退公州。与叶志超部合军北走平壤，牙山失守。

牙山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清军投入3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步兵四个大队，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此战日军死三十七人，伤五十人，合计八十七人。其中包括军官六人，松崎直臣大尉等二人被击毙，桥本昌世少佐等四人受枪伤。清军伤亡从来没有明确公布，日军说杀伤500很是可疑，叶志超在当时的书信和电报中两次说损失只有200余人1，而且清军辎重损失较多，牙山失守，因此，牙山之战是清军的一次失败。但叶志超却战败夸胜，假报战功，竟受到清政府的奖赏。

失败原因

战略方面

从战略意义说，是清政府对于日军的战争挑衅，和战不定，特别是李鸿章推行“避战求和”方针，贻误战机而造成牙山之战失败。

早在6月间，入朝清海陆军将领目睹日本擅派大军入侵朝鲜，蓄意挑衅，极为气愤。清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曾多次电请清政府派重兵赴朝，并派兵进驻汉城等地，防备日军挑衅，均被李鸿章驳回和制止。

当时李鸿章正醉心于列强的出面调停，极力反对增派军队。他说：“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要驻朝鲜清军将领等“镇静”，“勿轻动”。他认为：“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第25页。）四川提督宋庆要求率队进驻中朝边界要地义州，以备不测。李鸿章也不允，覆电说：“日必不占朝地，义州去汉城千余里更不必虑。”（《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第6页。）对于朝廷命令他速筹战守，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他借口海军“战舰过少”，陆军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或“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分力，断难抽调远役”（《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拒绝向朝鲜增派援军。

1894年7月中，朝鲜形势益急。7月11日，叶志超再电李鸿章，对战守提出上、中、下三策，指出：“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名护商；若此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倭，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如此拖下去，实为下策。李鸿章接电，以为“现正与倭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他同意中策，但又顾虑从朝鲜撤兵会“示弱”于日本，不敢决定，要求总理衙门核示。清政府同样举棋不定，决心难下。结果实行的只能是不战、不守、不走的下策。直到7月16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经过会商，才确定了一面备战，一面和商的方针。7月18日，清廷谕李鸿章派援军赴朝。延至21日，增援牙山部队和进驻平壤军队才出发，但为时已迟。日军早已把大军运至朝鲜，作好了发动战争的一切准备。因此说，清政府对和战的举棋不定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实为牙山之战（成欢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战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