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至明代已经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同时也与明词作家不专工、不当行相关。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专制政策，以八股取士，严格箝制人们的思想。所谓“以经术程士”、“悉屏诗赋”，正是八股取士后的一种社会风尚。明代文士中，尽管有的并不为时俗所囿，也曾填词，但在他们当中，“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钱允治《国朝诗馀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词，或者“才为句掩，趣因理埋，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同前）；或者连句读也分辨不清。所以，况周颐指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蕙风词话》卷五）不过，明代词坛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作家，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对此况周颐在指出“明词专家少”之后，马上又指出“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诸贤，含婀娜於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蕙风词话》卷五第一条“明词不尽纤靡伤格”）

及明代词学概述

明初期词

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词能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刘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后因被诋毁，忧愤而死。所作诗文，闳深顿挫；所作词，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现得十分凄婉，有的于委宛摹写中，并寄深意，尚多可读篇章。杨基的词有的带有托意，所感甚深，颇为缜丽并有一种清气行乎其间，亦耐玩味。高启的词或“以疏旷见长”，或“极缠绵之至”（沈雄《古今词话》），并有宋元风韵。在明初文坛上，杨基、高启与张羽、徐贲齐名，世称“吴中四杰”，张、徐不以词名，杨、高的词却颇有影响。此外，瞿佑等人“风情丽逸”，所作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也不失词的本色。

明中期词

明代中叶以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所制作，却都不是当行作家。杨慎、王世贞博闻广识，堪称一代通儒，其所作词也有过人之处，只是逞才恃博，“强作解事”，与乐章多有不谐（朱彝尊《词综·发凡》）。汤显祖是著名的传奇戏曲作家，出其余绪而填词，虽偶有佳作，却“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与两宋蕴藉之旨相距甚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杨慎等人的创作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外，钱塘马洪虽然以布衣终身，并精于诗词，自谓四十年仅得百篇，但其所作词，名为《花影》，不过“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虚”，气骨轻浮，缺乏新意。明代还有一种风气,两宋诸名家词,不很显于世，而《花间》、《草堂》诸集，却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样板。明人的填词托体不尊，有的人还将填词当作酬应献谀的手段，更使词格愈趋卑下。因此,明中叶以后，词的创作已渐凋敝。

明末词

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明代末期，满族贵族集团统兵入关并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其门生夏完淳，年仅十七，也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辨,所指甚大,“言内意外已无遗义”，早期所作风流婉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陈子龙是转变风气的第一人，允为明词大家，陈延焯、刘毓盘等人均推许陈子龙为明代第一词人，常州词派一代宗师谭献更是将陈子龙置于明清两代词家之冠，“清词殿军”朱祖谋在清词点将录中将陈子龙对应于晁盖，以强调陈子龙在清词振兴中的先锋作用。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词》，“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沈雄《柳塘词话》）。他的某些作品,“声哀以思,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与陈子龙同时，入清后犹有创作活动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等人也是能词者，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可与一般“批风抹露者”并论。因此,陈子龙、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现，使得明末词坛焕发光彩，不仅挽救了一代词运，而且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

学研究

明代除了出现若干较为出色的词作家外，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关词谱、词韵专书，明代传有张綖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词体明辨》(附词谱)以及沈谦的《词韵》；词的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词统》；词话有杨慎的《词品》、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等数种。此外，毛晋汲古阁刊行《宋六十名家词》和《词苑英华》，吴讷汇辑《唐宋名贤百家词》，也为词的辑佚作出了贡献。

学的构建

但是我们只能说，假如不是这些因素的影响，明代词学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就，而一笔抹煞却是不可取的。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4所谓“朱明三百年，诗人间出，而词学不振”；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九云“就明而论，词学几失传矣”，恐怕都是偏指词的创作或至少是含创作在内的。当然，如果与盛极一时的清代词学相比，明代词学自不足道；然而以宋元词学作为背景或起点，明代词学确有较大的发展与贡献。

音韵谱律之学

词韵的创制

词韵之制，滥觞于南宋。《四库全书总目》关于仲恒《词韵》提要有云：

考填词莫盛于宋，而二百余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不应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数百年后，始补阙拾遗。盖当日所讲，在于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芒。至其词则难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垆茶肆哉！作者不拘，盖由于此，非其智有所遗也。

这一段话说的大致是对的，正因为宋人于词乐相当熟悉，凭感觉即能达得谐协，故无须另撰词韵专书。然而，说宋人“绝无撰韵之事”，则未免绝对。戈载《词林正韵》即云：“词始于唐，唐时别无词韵之书。宋朱希真尝拟《应制词韵》十六条，而外入声韵四部。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混，欲为改定，而其书久佚，目亦无自考矣。”这说明南朱时朱敦儒、张辑、冯取洽等曾经尝试撰述词韵，而且元末陶宗仪时尚存，只是其后失传而已。

现存最早的词韵为菉斐轩刻本《词林要韵》，其年代与作者均有争议。此书无撰人姓名，中缝写“绍兴二年刊”，故厉鹗《论词绝句》说：“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菉斐轩。”其后阮元得影钞本，著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其中云：“自来作长短句者，未尝不以入声押韵，而此以入声分隶平、上、去三声，盖后来曲韵之嚆矢。”是以此书为曲韵而非词韵。嘉庆间秦恩复以此刻入《词学全书》，跋语中称：“疑此书出于元明之际，谬托南宋初年刊本，樊榭偶未深考，遂以为宋人之词韵。不然，南渡以后诸贤何以均未之见？即沈义父、周德清亦绝不引证而遽与之暗合耶？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或即大晟乐府之遗意。”近人叶恭绰亦收藏是本，其《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跋》称此书有赵子昂(孟頫)印记，非出于元明之际，因“定此书为元初刊物，假托绍兴。至菉斐轩系何地何人，已无可考”。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菉斐堂子史汇纂二十四卷》，为崇祯十六年虞山冯定章纂辑，故菉斐轩或疑为菉斐堂的别称。总之，此书似不可能出于南宋初年，究为元人或明人伪托，今亦未可遽定。另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陈铎撰《词林要韵》一卷，谓有陈铎成化癸卯(明宪宗十九年，1483)序。因为传本未见，此书与菉斐轩刊本究为何种关系，亦难于深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