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祖、父辈除务农外，还兼营商业。戴良谟的父亲戴正楹兄弟三人，除长兄戴正槐稍读过一点书之外，其余二人都没什么文化。他祖父颇有眼光，家道稍富之后，即把注意力投入到培养子孙受教育上。戴良谟自幼即在本村私墪就读，他天资聪颖，好学上进，而且热情好动，极富正义感。

1915年，年仅14岁的戴良谟离别家人，沿乐安河而下，来到鄱阳湖滨的饶州城，投考省立第五中学。在第五中学求学6年，正逢中国新文化运动从滥觞到蓬勃时期，使这位从偏远农村走出来的少年眼界大开，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并立志要把“德”、“赛”先生请进这块积贫积弱的国土。为了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民族，他不仅注重学业修养，同时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他认为仅有优良的学业，没有一个健壮的体魄，绝不是一个健全合格的青年。因而，在课堂上，他是个学业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操场上，他生龙活虎，是个当之无愧的运动健将。

一次放假回家，见祖母要给姐妹们缠脚，他一反平时对长辈百依百顺的常态，竭力反对这种摧残女性的陋习，由于他的坚持，使姐妹有幸保住了一双天足。当时的偏远农村封建意识依然十分浓厚，戴良谟的行为，无疑在家乡这潭死水中激起了一阵波澜。

1921年，戴良谟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南京东南大学（后更名中央大学，今又恢复原名），师承竺可桢、吴有训、熊庆来等著名学者、专攻数学。192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江苏无锡中学和江西心远中学等学校短期任教。这时，南方大地大革命如火如荼，作为一名有志报国的青年，经吴有训介绍，戴良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6年8月，北伐军克复乐平，戴良谟满怀一腔报效乡梓的热忱，回到了家乡，旋即被任命为县教育局长。当时的乐平县已是一个20万人口的大县，然而却没有一所中学。莘莘学子要入中学深造，近的去鄱阳，远的赴省城，大大制约了乐平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戴良谟上任伊始，便多方奔走，大声疾呼：“不能让乐平县莘莘学子离乡到外地去上中学了，我们县要有自己的中学。”当时乐平县的一些社会贤达和广大民众都为戴先生的热忱所感动，经多方筹措，终于在县儒学里（今市委大院）创办了乐平县立中学。戴良谟亲任校长，随即广延人才，聘请教师，当年九月即招收初一新生两个班近百人，戴良谟还亲自担任数学教师。乐平县立中学的创建，实为乐平现代中等教育肇始。从此以后，乐平的教育事业，逐步发展壮大，为周围县市所瞩目。 正当戴良谟惨淡经营，一心为振兴家乡教育竭智尽力之时，时局却恰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已呈白热化的程度，不久，国民党右派完全控制了乐平县的政局，左派和共产党都遭到了驱逐和迫害。戴良谟本来就是国民党左派，一贯同情共产党。然而，他也知道，仅靠他一个人的同情，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国民党右派当权、左派和共产党人受迫害的残酷现实的。他于1929年春，愤然辞去乐平县教育局长和乐平中学校长之职，去国离家，东渡日本，转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由于戴良谟品学兼优，为人诚恳，且热心公益，组织能力极强，故深受中国留日学生的拥戴，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主任王克仁先生极为赏识戴良谟的人品和才能，破格聘任他为监督处总务课长。而戴良谟在攻修学业之余，不嫌繁冗，把个总务课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王克仁先生在国内曾任无锡中学校长，而戴良谟也曾到这所著名中学任教，虽然时间不长，但两人交情甚笃。担任总务课长之后，过从更密。一次，他在王先生家，遇到两位风姿绰约的少女，立即被她们的天生丽质和文雅端庄的气度所吸引。经王先生夫妇介绍，原来她们是同胞姐妹，而且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爷肃亲王善耆的嫡亲孙女，名副其实的前清格格。姐姐叫爱新觉罗.廉鈗，又名金淑惠，在日本的名字叫后藤惠子；妹妹叫爱新觉罗.廉珍，又名金淑珍，在日本的名字叫后藤民子。姐妹俩是1924年随父亲－－肃王次子宪德来日本的，后宪德归国，姐妹俩留在日本女子职业中学就读。由于他们能操一口流利纯正的北京话和日语（东京语音），于是姐妹俩在西京函馆开设了一个汉语补习班，来补习班学习的大都是东京各著名学府的大学生和“妇人会”的会员。王克仁夫人不懂日语，经常找金淑惠姐妹补习，出门办事或购物，也大多由她们作陪。于是戴良谟在王克仁家同金淑惠姐妹见面机会日多，对姐姐金淑惠的印象尤佳。戴良谟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初到日本，日语不够纯熟，经常向金淑惠女士请教日语。时间一久，金淑惠也对这位英俊潇洒、博学多才的南国学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时，追求他的日本贵族子弟大有人在，然而她对戴良谟情有独钟，并立誓“宁嫁中国布衣，不嫁日本王孙”。从此，富士山麓，别府温泉，上野的樱花树下，经常能看到这对恋人相依相偎的身影.....。

1931年，东北三省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宪德把两姐妹召回国内，临别之际，戴良谟与金淑惠海誓山盟，订下今生相许之约。

未几，戴良谟也毅然返国，亲往肃王府求亲，这时虽然早已是民国，但金淑惠的父亲宪德却仍然死抱清王室的“格格”不能下嫁“布衣”的陋规不放，一口回绝了戴良谟的求亲，不过尚留一线希望－－倘戴良谟争得“功名”，婚事还可通融。

当时戴良谟的恩师熊庆来教授已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得知弟子留学归国，立即邀请他来清华任教。　然而戴良谟是个血性男儿，他为了堂堂正正地娶到爱新觉罗.廉鈗，不得不忍痛婉谢恩师的聘请，来到中原腹地开封高中任教，同时准备参加河南省于是年举办的文官考试。

1931年年底，戴良谟在河南省文官考试中高居榜首，随即被委任为宁陵县长，终于取得了所谓“功名”。直到这时，宪德一是迫于无奈，二是看到戴良谟确实年轻有为，不是一般纨绔子弟所能比，终于应允了这门亲事。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戴良谟尽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相伴终生。

宁陵是豫东一个小县，土地贫疗，交通闭塞，民风拙朴，由于连年灾荒，土匪多如牛毛。戴良谟携新婚妻子上任伊始，即亲率县保安大队剿灭土匪，并将两名杀人越货、恶贯满盈的匪首处以极刑，使宁陵一时得到安靖，老百姓能过上稍许安宁的的日子。接着又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治理河道；同时兴办教育，开化民风，雷厉风行地禁烟禁赌，制止裹足，并在这个县开辟体育场，作为体育比赛和民众集会的场所。他的夫人金淑惠也热心配合，经常下乡以自己的天足现身说法，动员农家女孩不要再缠足。一次小学生运动会上，她看到赛场上女孩少得可怜，于是当即下到赛场参加比赛，县长夫人的矫健身姿和开朗性格，在宁陵一时传为美谈。

戴良谟在宁陵当了两年县长，尽管政绩斐然，极受民众爱戴，但他终是一名学人，他终生追求的是科学、教育救国之路，而且对官场的复杂险恶，政局的瞬息万变都深感厌倦，于是不顾各方挽留，决然辞去官职，应聘北上，来到清华大学教学系任教。当时华罗庚也被熊庆来教授慧眼相中，破格聘到数学系任教。熊庆来将这两位得意门生安排在一起工作，可说得是用心良苦。从此以后，华、戴二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戴良谟并未因华罗庚不是“科班”出身而瞧不起他，而华罗庚也并不因才华横溢而自傲。他俩互相切磋，共同出试卷，一起编讲义，成为同事加好友。华罗庚在撰写《堆垒系数论》时，曾与戴良谟反复交换过见解，戴良谟后来发表重要论文《代德肯系数》，也得益于与华罗庚一起切磋研究。

1937年初，清华大学已决定派戴良谟赴德国，华罗庚赴美国深造，但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日德形成轴心，戴良谟的赴德之旅未能如愿，华罗庚则有幸去了美国。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已为日军所控制，由于肃亲王家族同日本人的洲源较深，尤其是肃王的十四女，即戴夫人金淑惠的亲姑母金壁辉（日本名川岛芳子，著名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已在北平当上了“保安司令”，她广为搜罗亲戚朋友跟她一起为日本人卖命，并派人游说戴良谟夫妇留在北平。当即遭到戴良谟的严辞拒绝，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来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决不给日本当顺民！”戴夫人深明大义，始终站在丈夫一边，尽管这时已是六口之家，怀中还有一个刚刚生出的婴儿，但他们夫妇还是决定跟随清华南迁，尽快摆脱川岛芳子等人的纠缠。

不久，戴良谟挈妇将雏，举家南迁，取道南京、武汉、广州抵香港，渡海至越南海防，又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含辛茹苦、风餐露宿，辗转数千里，终于抵达昆明。这时，南迁到昆明的北大、清华等名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戴良谟便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熊庆来教授也在昆明创办了云南大学，于是又邀请戴良谟去云南大学兼课，并一度代理工学院院长。

戴良谟在云南期间，同大多数西南联大教师一样，为避免日机轰炸，把家小安顿在离昆明一百来里的普宁县农村，只身在昆明租赁民居栖身。当时戴良谟所住民房，楼上住着闻一多，隔壁住着杨武之、吕叔湘等名教授。这时杨武之教授的儿子杨振宇虽然年仅16岁，但已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戴良谟目睹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当时还是个少年学子的杨振宁，经常是通霄达旦、刻苦攻读。

1940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创办国立中正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赣籍学者返乡任教，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出任校长，著名建筑工程学家蔡方荫任工学院长。当时南昌已沦陷，战时省会设在泰和，中正大学设在泰和杏岭。此前，江西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戴良谟深为家乡终于有了国立大学而高兴，尽管他也明知草创之初，且又是战时，困难一定很多，条件会比西南联大更艰苦，但他仍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携家带口，辗转千里从昆明返回江西泰和，到中正大学工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