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1年河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薄一波、刘澜涛等61名党的高级干部被捕，后来抗战开始，党急需他们出狱，由华北局请示党中央，经张闻天指示，可履行出狱手续（在悔过书上签名）。在日寇入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在狱方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的那段史实。事实上，这个事件中央早有定论。但“文革”中，康生却颠倒黑白，指斥这些同志都是叛徒2。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窑洞中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毛主席说：“这件事（指出狱之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牢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主席过目。毛主席在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安子文等人也与毛主席谈了话，毛主席作了同样的表示。后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3

遭到迫害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随后，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冤狱遍布全国。此后，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幸存的40位老同志，其中在“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国家机关部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2人，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文革”中，他们遭到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受到株连审查与打击迫害的成千上万。

在批斗和审讯的日日夜夜，专案人员无休无止地折磨薄一波。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他拖着浑身伤痛的躯体，用几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英雄事迹；叙述了他们按照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的背景。他在文中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忠诚。”

可是，审讯人员不由分说，限他3天之内写好审讯时指明的3条“罪行”材料，否则不准睡觉。

薄一波北京的家，早被洗劫一空。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刘澜涛，被作为“大叛徒”遭到残酷迫害。

刘澜涛被打成“叛徒”，爱人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刘冀阜也被株连打成了“反革命”。14岁的小儿子刘冀燕因不承认爸爸是坏人，也被揪斗，逼得四处流浪，东藏西躲。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冤案3。

着手平反

万万没有料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把持的中央组织部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薄一波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走马上任，到了中央组织部，开始当机立断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不久，决心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平反。当他提出这一打算，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这时恰巧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胡耀邦手中。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部部长，奔走呼号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在万般无奈之下，王先梅于1977年12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她在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我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重在表现’。”

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阅后立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后也作了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3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应该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

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