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人物简介

程正瀛，清末在湖北新军工程兵八营当兵。因受当时革命思潮影响，他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反清革命组织并积极参与活动，系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八时，工程营同志正准备发难，排长陶启胜上楼见金兆龙装束有异，呼人将金拿下，一面自己上前摘金所持枪，金与陶扭打，他（程正瀛）闻声赶到，本想开枪，怕误伤金，乃用枪托猛击陶头部，陶负伤逃走。其他官长赶来，多被（程）当场击毙。当同熊秉坤等率队到楚望台集合。各部会攻清督署时，他赶杀零星敌人不已。第五协成立，熊秉坤要他担任队官，他不就职。敢死队成立，他任第一排长。汉口三道桥之战，徐兆斌阵亡，程递升副队长。汉阳战争，奉命守汤家山，五昼夜不下火线。汉阳失守，护卫黄（兴）总司令回武昌。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护从的一个。后任工程第四营管带。

程正瀛于第二次革命的反袁活动中，因革命派内部矛盾激化而被害。

为重现英雄形象，教育、激励后人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有关部门决定修复程正瀛故居，为程正瀛塑像。鄂州市特请年逾九十高龄的当代著名书法家陈义经先生题写匾额，笔者亦蒙嘱撰写了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

人物功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起义消息泄密，多名革命志士相继遇害。危难时刻，程正瀛挺身而出，冒险犯难，对着反动军官扣动枪机，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第一枪。

这一枪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结束了我国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推翻了我国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诞生了民国。拉开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程正瀛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第一枪，从历史角度上讲：“这一枪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不仅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和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更重要的是：“它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

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打响了亚洲民主的第一枪”。

历史悬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声枪响，不仅推翻了统治我国267年的满清王朝，而且结束了我国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拉开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都是一件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伟大革命事件！那么这次首义“一声枪响”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呢？近百年来大多文献传说是原清武昌工程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营代表熊秉坤。但现已查证大量史实，还包括熊秉坤本人当时写的多篇文字的大量铁证说明，真正打响“第一枪”的应是熊的下属工程营正兵、共进会会员的程正瀛（定国）！

贺觉非先生与冯天瑜先生合著的名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一书中具体地写道：发动时间既定，金兆龙整装实弹以待。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二人查铺至该棚，见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工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前往弹压。‘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阮荣发）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以上文字足以证明程正瀛打响了首义第一枪，且击毙了陶、阮、黄、张四人。

首义后不久，熊便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程八营革军大队长”的身份，向上级部门“造送”了一份《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的汇报材料。在谈到程正瀛时，他写道：“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启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长枪毙。随至右队，枪毙右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即呼集同志，一同出发，占领楚望台子弹库。”（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1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和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协联合选编，洋洋三巨册的原始文件资料中，还收录了熊秉坤当时写的另一篇纪实文章《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该文有一段对程正瀛打响首义第一枪“实录”得最为详尽：“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已，程定国一枪击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阮荣发）见枪毙两人，正逃走时，忽又一枪毙之。”

熊还在《武昌起义谈》中也说：“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见《辛亥革命[五]第90页》）。熊秉坤的这些文字都写于首义后不久，属于“实录”，极为可信。虽在个别事实上略有差异，但有两点是铁定无疑的：第一，他从未谈起过自己打响了第一枪；第二，每次都“实录”了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详细经过并赞程“即首义第一声也”，

上述史实本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那么为何以后几十年文载口传，说是熊秉坤打响的第一枪并被誉为“熊一枪”呢？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1914年熊出访日本时，孙先生曾向在场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为某报撰国庆贺词中开头便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发难之日乎？”后又在《孙文学说》中又写了“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的话，便使“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实际上武昌首义时孙先生并不在国内，对首义时的具体情况亦不了然。但他是当时举国敬重的“国父”，一言九鼎，遂成“定论”。

二是熊因领导发动首义功，已是社会名人，虽曾一反常态写过和口述过不少回忆文章，不仅要“为孙先生争”是自己打响了第一枪，还极力否定了自己早年多次肯定和赞扬过是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事实。而程已早死，自难申辩，故遂成“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