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北伐
刘裕北伐,是中国东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至义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416)刘裕率东晋军,发动北伐中原的战役,共有两次。 这两次战役,刘裕善择战机,部署周密,军事政治处置得当,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心相结合,稳扎稳打,掌握主动,一举获胜。
基本内容
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国家的强大,刘裕决定兴师北上。
南燕是慕容垂的弟弟慕容德建立的国家。他的才能比慕容垂的儿子们强得多,但自己后继乏人,最后把王位传给了侄子慕容超。慕容超是个昏君,虽然人很聪明,但脑筋都用在了游猎征税上,根本不知道怎样跟东晋打仗。大臣公孙五楼向他提出了对付刘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避开锋芒拖延时间,派小股精骑兵截断晋军的粮道,然后腹背夹击;中策是坚壁清野,让刘裕的军队不战而溃;下策是无所作为,只等着刘裕来攻城的时候出城迎战。结果慕容超信心十足地选了一个下策,刚一交锋就被刘裕打得一败涂地,此后他连战连败。第二年南燕灭亡,慕容超也被送到建康斩首。
当刘裕的大军攻来时,南燕也曾经与后秦的姚兴联络寻求帮助,但姚兴一时派不出兵来,就派使者送信去威胁刘裕,说如果晋军不退,就要发骑兵十万来攻打他。刘裕明白这只是虚张声势,就很不客气地回口信说等着他们过来。别人都担心姚兴一怒之下真会发兵,但刘裕却说如果姚兴真要动手,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兵攻击,现在却故意把计划透露出来,显然只是在吓唬他们。
刘裕看得没错,后秦果然是在虚张声势。这个国家很不幸,遇上正打算建功立业的刘裕,很快就成了他称帝的牺牲品。公元416年,刘裕再一次率军北伐,此时姚兴已经病逝,太子姚泓刚即位,政权还处于不稳定期。刘裕出征很顺利,收洛阳,复河南,取潼关,第二年八月就攻进长安,姚泓投降,和慕容超一样被送到建康处斩,百余名归降的宗室成员也都被刘裕杀掉。九月,刘裕进入长安,很是志得意满,他在长安拜谒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又在未央殿召见文武大臣,一时间风光无限。
刘裕发动的两次北伐,灭南燕,灭后秦,中间还击退了北魏骑兵的阻扰,收复了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京,后长安虽在一年多后得而复失,但黄河以南已尽入南朝版图,开创六朝版图最大的一个时代,也是最鼎盛的一个时代,约占有今天的陕西东部,河南全境,山东全境,“七分天下,而有其四”,江淮流域得到保障。为刘宋永初和元嘉年间,休养生息,出现“余粮息亩,户不夜扃”的局面提供北部疆域的屏障,是中国历史上取得较大成果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伐。唐代史学家朱敬则称赞此次北伐:“西尽庸蜀,北划大河。自汉末三分,东晋拓境,未能至也。‘
伐目的疑云
疑点一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