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投身军统

周镐生于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周家垸一个农民家庭，此地现为凤山镇老塔山村，其家世代务农。14岁时，全家节衣缩食，送他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读书，1927年毕业。次年，桂系第四集团军在武汉创办随营军校，周镐考入该校步兵科(该校后改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2。

武汉分校被蒋介石分子掌握以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十分不满。不久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而且拒不认错，故被认为思想不纯遭学校除名。他遂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加入第十九路军，任下级军官。淞沪战争以后，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红军作战。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两个月旋告失败，第十九路军亦被撤销。周镐乃脱离所在部队，取道上海欲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追踪，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产嫌疑”为名遭到宪兵警察的拘捕。意外地是负责审讯的一位宪兵长官与周镐有旧交，竭力劝周镐以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并告知过去一切可以不究，还可保证无罪开释。周镐念及旧交及目前处境，被迫同意试试。1935年周镐正式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供职，任武汉站站员。不久因在同事中有激进言论被军统逮捕审查，送至南京洪公祠1号，后幸经军统局核心成员“十人团”之一的周伟龙保出。

这次被关押的经历，对周镐在军统内步步高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军统内部，谁都知道周伟龙与戴笠系生死之交。周伟龙能保周镐，自然令周镐感激不尽，但周镐也因此受到重用。1936年戴笠派其为军统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翌年又调任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暂编第八师(由广东税警总团改编)谍报队少校队长，1940年任军统广东省督察，1941年又调回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些职务多是一些肥缺或重要关键岗位。这时，周镐已是军统内比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潜伏南京

1943年初，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程克祥、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程克祥转道上海，而周镐及译电员李连青则被安顿在南京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等候周佛海的接见。

1943年7月的一个下午，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下电台暴露，无法与重庆进行电讯联络才予以安排的；同样，周佛海半年多时间按兵不动，也正是他观察动静的时间。

原来周佛海的官邸－－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早有一部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这是在1940年夏，周佛海领导下的汪伪特工部门破获的一架军统地下电台。说来也挺有趣：这架电台被破获后，在周佛海的控制下，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互通“情报”，竟有一个多月，重庆方面未察觉出来，待军统方面发现破绽后，拟停止电台工作。可周佛海岂愿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9月11日，他亲拟一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电文措辞十分亲切诚恳。戴笠正需要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双方利益相关。此电文拍发后不久，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这架电台由扬州路迁往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为表示自己的态度，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

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默许和私下支持的。但他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8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台湾人、军统特务)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佛海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他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一面布置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从扬州路住处撤离，一面考虑家中电台的处置办法。在一时无可靠转移之处时，又果断地决定毁掉电台。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周佛海在其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次官邸失火有记载。事后，周佛海又不厌其烦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题为《走火记》，叙述此次官邸失火的经过和感想，刊登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章克主办的《大公》半月刊1943年1月号上，静观社会舆论和日本人的反应。

过了几个月时间，人们淡忘了失火之事，日本人也无什么动静；周佛海才决定召见周镐，并将这一内幕情祝请周镐转告戴笠，既是感激军统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也是向蒋介石表白，他已经完全倒向了重庆国民政府一边。

军统少将

周镐与周佛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汪精卫的迎宾馆(即孙科1928年任铁道部长时的官邸)，这一次见面给周佛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认为周镐“人极稳练，且有见识”，十分可靠。周镐也转告了周佛海的老母亲及其他亲戚的近况，并告知他来南京时戴笠所交给的工作任务，还要求周佛海安排他一个有公开身份的职位。周佛海满口答应。为了表示他对军统的亲切热情之意，周佛海一个电话请来了李顺昌呢绒服装商店的裁剪师，当场给周镐定制了六套全毛高级中山装和大衣。他对周镐说：“先换换装，工作安排以后再通知你。”

几天后，周佛海派人从周镐处取出电台，运往上海放在其内弟杨惺华的一处秘密地点，由重庆方面另行派来译电员并携带新的密电码和呼号进行工作，随周镐同来南京的军统译电员李连青，被安置在南京商会里做了个小职员。这部电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当时是有考虑的。他认为，南京的日伪情报机关多，稍有疏忽就会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门的电台很多，利于隐蔽；沪宁之间，交通方便，火车当天即可往返，情报递送是十分及时的。

不久，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周镐立刻走马上任，同时开始着手组建军统南京站。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曾建立过南京区，并置有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组织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也不敢怎么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是按当时南京的区域划分设立的，活动各有侧重。每个组设联络员(组长)，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与周镐本人或其副官发生关系。约至1943年底，南京站组建完成并开始活动，周镐任站长。沈三北、刘振汉、张作安、杨叔丹、王捷三、洪侠等人为组的负责人。

军统南京站系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被戴笠提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镐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程序是周佛海将情报交周镐派交通员送往上海程克祥家里，然后由程转到杨惺华家里，再由电台发往重庆军统局，由戴笠亲自转给蒋介石。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接近抗战胜利时，周佛海和周镐更是频繁地亲自往返于沪宁之间，和重庆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后来为了方便起见，周佛海又给其搞了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虚职)，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以及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替军统争取他们，收集他们提供的情报。

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人物中十分活跃，他广交朋友，就是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也照常结交。新四军二师派杨叔丹的弟弟杨天到南京活动，周镐知道了，专门到杨叔丹家去看望他，表示对新四军钦佩向往之意，交谈十分投机。

日常生活中，周镐虽然掌握着军统大量的活动经费和金条，却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哪怕是只做一套衣服。他的工作作风比较严谨，烟酒不沾，他对部下常常叮嘱：“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小心。个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所以他工作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因而深得戴笠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