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种体制对于消除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平定各地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各小国军队中的精兵被收编入禁军，编入殿前司。

1127年后，金兵继续南下，宋政权偏安江左。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制度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总的是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皇帝加强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供养大批招募来的军队,募兵制始终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兵力配置

兵力的配置上，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知道兵力不敌，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够对付变乱。这样就“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

北宋军队由禁军、厢兵、乡兵和蕃兵组成，以禁兵为主体构成一种中央军和地方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三衙待遇

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俸禄优厚

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幸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 三衙(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

恩荫妻子

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上殿奏事

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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