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他以一手端庄秀丽的小楷书法闻名遐迩。60余年前，他的一幅书法作品曾被蒋介石称道，并专门为他颁发大奖；10多年前，又因为他的一幅书法作品，不经意间传到台湾，竟找回了失散40余年的儿子。这段传奇的主人即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年届85岁的项德颐老先生。

人物经历

战乱中成长

项德颐出生在浙江浦江一个中医之家。在父亲的点拨以及“书画之乡”文化的熏陶下，他小小年纪先后临摹欧、柳、颜等大师书体，书技飞快进步。10岁那年，项德颐经私塾先生前清举人张咸庚的指点，在县太爷做寿之际，用楷书为县太爷书写了大大的四幅寿屏。稚嫩的小手写出了不凡的字体，透露出了不凡的气息，立即博得父老乡亲的一致好评。县太爷也夸奖他字写得好。为此，县政府特意给他颁发了一枚“十龄童”铜质奖章，以资鼓励。受到鼓舞的小小少年，从此把“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变成了自己一生追求。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父亲明智的支持鼓励下，项德颐毅然投笔从戎，投考到国民党七十四军。不久，他便在参谋处从事战地情报汇集和誊写工作。他从小练就刻苦耐劳的好习惯、勤奋好学的好作风，在战地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突显出来。一天，夜深人静，项德颐伴着昏黄的汽油灯，正秉笔疾书。夜巡的军长俞济时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一向威严、冷峻的长官，今天对部下投来欣赏、和蔼的眼神，他一边翻阅部下刚刚誊写完的文稿，端详着一行行秀丽清雅的文字，一边饶有兴致地仔细询问起年轻人是哪里人，今年有多大，有什么学历，最后军长作了一番鼓励，径自离去。第二天，参谋处传来了军长的手谕，晋升项德颐为少尉参谋。这年他17岁。此后，他便跟随在军长左右，连续参加了马回岭、万家岭、张古山等严酷的战役，积极献计献策。张古山战役，敌方得知我军前线布防部队只剩五十八师一个步兵团，马上调集陆、空兵力大举进犯，企图直迫南昌。师长冯圣法抱着话机向军长哭诉求援。见军长、参谋长举棋不定，项德颐建议，利用我方熟悉地形的优势，调遣警卫营一个连的兵力迂回敌人后方，乘其不备进行突然袭击，以分散其主力部队的主攻力量。果然，采纳此策后敌方锐气受到重挫，敌人丢盔弃甲慌乱逃窜，伤亡不计其数。我军最后以少胜多。同年底，项德颐被军部派送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第一期培训。第二年当项德颐轻而易举晋升为上尉参谋时，他已任职于军部参谋部顾问处了。他记得曾俘虏过一个日本兵，是东京大学毕业生。那个日本兵坐在坑道里低声表示说侵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此事，让项德颐突然明白，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并不是铁板一块，反人道的侵略战争同样会遭到自己队伍士兵反对的。1

抗战硝烟弥漫，战时风云多变。1941年浙东战役失利。台州江防司令蒋志英（黄埔第一期生，诸暨人）英勇阵亡。新昌县城被日寇炮火攻毁殆尽，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时任第十集团军副司令的俞济时奉令离职，改任重庆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项德颐被安置在第一兵站分监部，任少校后勤股长。这些时日，他长年随部队布防于长阳、松滋一线，在五峰等前沿阵地给部队调运物资输送粮弹。其间，县城被日寇强盗肆意暴虐，人民惨遭蹂躏，尤其目睹穿心店半山坡国民党伤兵驻地遭日寇洗劫后，全体伤员无一幸免,暴尸山野的惨状，使青年军官痛心疾首悲愤万分。一个文弱的舞文弄墨的白面书生，从初次上战场的心惊胆寒到悲愤欲绝直至奋勇抗争，他经历了短暂而又急骤的心理变化，迅速成熟起来。那年，人祸又遇天灾，洪水泛滥把当地老百姓推向灾难的深渊。面对“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悲恨交加的项德颐经过精心策划，多方周旋，终于征得国民党六十六军参谋长的应允，毅然从军饷中拨发出2300余斤大米，赈济聂家河村饥民以解燃眉之急。此举，虽暂缓了一方灾民一时之难，然而在内心深处，年轻的项德颐与全国老百姓一样，承受着巨大的民族心理创伤，同样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忍受着战争苦难的煎熬，于血与火的灾难中艰难度日。1

中校侍卫官

此时，远在重庆、身为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的俞济时，正着手调整司令部警卫机构，积极搜罗亲信、扩充实力。七十四军那个有着一手秀美手笔、勤奋敦厚的青年项德颐立刻浮现在前军长的脑海。跟随着前军长经历了三次战役后的项德颐，又经历了1939年高安战役、皖南战役，1941年浙东战役、1942年鄂西战役。腥风血雨的战争锤炼与洗礼，已着实让他变成一个“资深”军人了。此时他凭借着自己军事实力和参谋能力优先于他人须经口试、笔试、要人举荐等繁复手续，而被侍卫长直接选中。

年轻人踌躇满志，打点行装怀揣函件，挥手逆流西上了，经巫峡、白帝城、万县、涪陵直驱重庆市区曾家岩德安里蒋介石官邸，及时而恭敬地出现在侍卫长俞济时面前。

此后，按规矩，项德颐到秘书二处沈昌焕处领取《曾文正公家书》全集、《圣经》各一部。奉命对书中的重要内容熟读牢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教子持家、忠孝仁爱的儒家思想，大家都知道。至于每个侍从官一本《圣经》，可能与宋美龄的信仰不无关系吧。这是项德颐自己的猜测。他被安置在警卫旅，旋调侍卫长室任中校参谋，掌管人事。初来乍到一切都是新鲜的。侍卫官身份特殊，组织纪律严明，上级要求严格，然待遇却出人意料的优厚。一个中校侍卫官年薪23万，比地方官员高出一大截。春秋与冬夏，机关发放不同质料的军、便制服，包括内衣鞋袜。每人随身佩戴左轮手枪一支，每天必须12小时坚守岗位轮流换班，整体做到全天候，随叫随到不得延误。机关规定，每个星期天侍卫官必须到教堂聆听神父讲读《圣经》，不得缺席。平日里，侍卫官上街乘车或上影剧院，只要凭一身特殊的制服，便可以被人们刮目相看，不用排队，不用买票，还可优先入座嘉宾席。逢到年终、节假日，第一夫人还会身着丝绒旗袍以个人的名义，设宴犒劳侍从室的所有侍卫官及其家属。第一夫人雍容华贵的身姿，优美动人的谈吐不得不让所有的侍从官与家属惊讶。物资的丰富、场面的洋派是项德颐从未见的。从战火纷飞、血肉相溅的抗战前线，进入灯红酒绿、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后方司令部，由目睹日寇暴行、官兵百姓生死挣扎的前线战斗员，到今日后方司令部机关的“天之骄子”，项德颐经历了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两重天地。境遇的强烈反差，使年轻的项德颐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1943年，国民党在复兴关大厦隆重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项德颐经历了会议全过程。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宋子文、陈立夫、谷正伦、陈布雷等军政要人，在大厅的灯火辉煌中全部亮相。最后，大家俯首恭听蒋介石的训导：“国难当头，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是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的有力保证。”

1944年春，项德颐亲手接受了泰国华侨赠送给蒋介石的一份贵重礼物，其一是华侨在泰国为蒋介石塑造的一尊铜像的照片，其二是一对25公斤重的象牙，其三是四盒手掌大的燕窝。这些稀世珍品，他第一次见到，充分感觉到，海外华人为祖国抗日的伟大胜利而由衷高兴，同时让他看到了海外华人渴望和平，向往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强烈愿望。项德颐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受到预祝抗战胜利的钟声，已在黎明前的世界各地缓缓响起。

1949年初，国民党颓势已如山倒。骨子里透着书生气的项德颐，陷入极度落寞彷徨之中。俞济时秘书李畹秋遵照侍卫长嘱托，于4月初开着自己的小车急匆匆，直奔项德颐的杭州住处，告诉他南京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停留在杭州笕桥机场，邀他快速登机离开大陆。同时告诉他机舱只容一个人的座位了。事情来得太突然太及时。机会难得，真是天赐良机。但，一个座位，如果接受这个邀请，势必丢弃自己相濡以沫的战友兼爱妻，于心何忍；如果婉言谢绝这个邀请，那么就意味着割断以往的一切，断送这最后“归队”的机会，无异于葬送自己的前程。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自己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怎不让人着急犯难。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经过激烈而又彻夜不眠的思想碰撞，他逐渐平静下来：生死关头，人怎能光顾自己，男子汉有了家即有一份责任啊，妻儿家庭怎能随意丢弃？即便死，也要死在一起。当然帮助这个性情中的书生军人做出最后抉择的也许有复杂的人格意识、政治立场、价值观念等种种因素。总之，他谢绝老上司的善意，决意留下来，无奈地等待命运无情的裁决。“一片痴心千万绪，人间怎没安排处。”

囚徒与农民

凭借着机智勤勉和敬业，项德颐避过了解放初期的劫难，考入浙江省蚕种业联谊会任职会计，偕妻女度过了几年平缓却潜伏危机的岁月。

1954年，是项德颐命运急转直下的年头。“历史问题”的灾难终于无法避免地降临在他的头上。项德颐以“国民党帮凶”的罪名被判7年，别妻抛女下放到金华蒋唐农场，后又到漓渚矿冶厂劳动改造。其间，他依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吸收新社会各种新鲜养分改造自己。在班组里，他勇于承揽挑土抬泥的重活，种地开荒跑在最前面。他善于在一片无规则可言的荒野滩涂地里丈量出土地的面积，尔后根据地形走向及生产所需设计、丈量出田亩、地垄和道路。这个还是在部队实地作战时学得的本领令管教干部佩服不已。因此，他常常可以避免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被安排做文书，写报道，做统计，记账。因为其表现优秀，获得了多次奖励并获减刑。

1960年，项德颐以照顾老母为由，被转至浦江原籍，在浦阳人民公社第二生产队务农。一个曾是“天之骄子”的侍从军官，一个曾经“威风凛凛”的青年警察局长，一个曾作过留学美梦的刑满就业人员，在老家农村，靠一天7个工分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困苦的19个年月。母亲总把干的食物留给出门干活的儿子，自己只喝稀薄的汤粥或面糊。提起这个情景，项德颐至今还哽咽在喉。回乡的第二年，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是1949年2月，因为自己还在任上，没有前来送行，感叹不已。现在，生产队分配给自己的是一个破祠堂中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泥地土屋，一旁堆放着生产队的柴火稻草。铁耙犁头等农具是生产队借给他的。他开始在自留地里学着种点蔬菜，学着耕田、割稻。插秧可是能手们干的技术活，轮不到他，所以凭着身强力壮，他也只能挣得7个底工分。寒来暑往，除了限制的口粮，一年还有20~30元的纯收入。项德颐回忆道，通济水库修筑工程，他是全部参加的，饥肠辘辘，顶着烈日，冒着严寒，没日没夜在工地上挑泥、抬土、砸石头、筑路，遭受蚊蝇的轮番回剿。回首自己以往“辉煌岁月”，内心的酸楚、苦涩油然而生。但仔细想来，上苍留给自己一条活路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想想自己同僚的下场，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

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后，最让项德颐觉得困难的是“文革”期间。那年月，种了粮食却分不到手。每年闹饥荒，每家每户东借西借，三顿并作两顿吃，干的变成稀的吃。人人面黄肌瘦还要天天喊空口号。物质极度匮乏之外，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最难熬。年轻的红卫兵们整天吵着造反抄家，尽管解放军部队航空兵退伍的生产队长出于同情，暗自保护他。但项德颐还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早早地暗自处理掉早期的毕业证书、委任状、穿着侍卫官军服与蒋介石及其他要人的照片、信件、资料，但最终还是躲不过劫难。红卫兵第二次进入土屋抄家时，他照旧被勒令站在屋角。他屏住呼吸，心弦紧绷，最让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因为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张珍贵的照片夹在一本破书里，夹放在墙边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那是当年他在重庆与周恩来合影的那张照片，家徒四壁，这是最后存留的一点遗物了，也是最后一点有关青春脚步的迹印。然而还是被造反派底朝天地翻抄出来了。那天，他呆呆地站在雨中茫然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当他心惊胆颤地求造反派们施施好心还给他时，却遭反骂：“你这个国民党，有什么资格与周总理拍照，你给周总理脸上抹黑！”照片一去不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