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服制度

朝贡体系的雏形是古代中国（大陆地区）的畿服制度。即中原王朝的君主（或君王）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天子”），君主在王国的“内服”（中心地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对直属地区之外“外服”（边缘地区）则由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由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的“天下”概念。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心“内服”统治区域不断扩展，许多“外服”地区在接受“内服”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后，慢慢变成“内服”的一部分，而不断形成新的“外服”地区。在这种内外服之间的不断转化就变成所谓的“华夷之辨”。1

商朝

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九州之内的各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

周朝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将这一制度细化，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别是在《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还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

册封制度

汉委奴国王印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匈奴之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汉委奴国王印在汉武帝击败匈奴，开通西域之后，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

据《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后汉书》卷118《职官志・百官五》又云:“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可见“属国”是中央王朝为安置归附的边疆民族而依缘边诸郡设置的一种行政建制,“主蛮夷降者”,与郡同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到汉末为止，北、西、东三边诸郡：定安、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北地、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辽东都有属国的设置，大者领有五六城，小者一二城。大郡割边远县置属国，如割广汉北部都尉所治为广汉属国，割蜀郡西部都尉所治为蜀郡属国，割犍为南部都尉所治为犍为属国，割辽东西部都尉所治为辽东属国。小郡则属国置于本郡之内，不另标名称，如龟兹属国只作为上郡的一个县而存在。

属国设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官，下有九译令，又有属国长史、属国且渠、属国当户等官。各官由汉人或内属胡、羌、夷等少数族的首领充任。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一级，直属中央，其治民领兵权如郡太守。

属国官掌属国兵，称属国骑或属国胡骑，又称属国玄军(玄军即铁军)。张掖属国有精兵万骑。

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朝鲜、并远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即帕提亚，今伊朗高原地区）、大秦（罗马帝国）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2

羁縻制度

唐·阎立本 职贡图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其后中原王朝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华夏民族的中枢地带，原有的册封体系随之崩溃。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之后，朝贡体系方得到恢复。但是，随着唐朝的崩溃，辽、宋、金、元等朝代相继而起，整个朝贡体系再次陷入混乱之中。3

网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