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3人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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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1910年－1966年）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聂耳结为好友。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1936年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积极与各种唯心主义哲学论战，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重要贡献

艾思奇同志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的哲学学术生涯和革命生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一生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勇战斗，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哲学家”。他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笔加上了“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这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对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光辉的一生所作出的最为恰当的重要评价。为什么说这一评价是最为恰当的呢？我们可以用艾思奇一生在哲学理论战线上作出的主要贡献的事实来说明。

第一，艾思奇在中国最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1927年和1930年，艾思奇两次到日本留学，本来他是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的，由于有机会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真理。“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弃学回国。1932年到上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当时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克服唯心主义反动思潮的影响，以便认清形势，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艾思奇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需要，以满腔热情投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写了许多通俗生动的哲学文章。在他24岁时把自己的一批文章汇编成《哲学讲话》出版，后来改为《大众哲学》的书名再版。正如1935年李公朴为这本书写的编者序中所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他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见《大众哲学》1979年版第1-3页）由于《大众哲学》深受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全国解放前，曾出了32版之多。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发表和大量出版发行，显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这部著作在中国较早地创造性地全面而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提供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部著作在中国是第一次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蔡尚思曾题词称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的确，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杰出的先驱者。《大众哲学》一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树立了一个典范。据马文瑞回忆说：“早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让大家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曾称赞说，《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教育和帮助中国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许多青年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不少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平同志写道：“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60年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见《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同志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哲学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是艾思奇在哲学理论工作中所始终坚持的。建国后，他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为青年和广大干部作报告、写文章，都注意了贯彻通俗生动和大众化。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文章，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他十分关心和支持工人和农民学哲学。1958年7月，到天津参观一些工厂时，曾亲自给工人和干部讲了几次哲学课。《工人和哲学》一文和《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一书，就是根据那几次讲课记录稿整理而成的。1958年9月至1959年7月，下放河南登封县工作时，艾思奇亲自给基层干部学习班讲哲学，并先后派韩树英同志和我到三官庙乡蹲点，帮助基层干部抓农民学哲学的工作，他多次到三官庙乡，听取汇报，看农民学哲学的辅导讲稿和写的学习体会等材料，给以热情而亲切的指导。他总结了当时工农学哲学的经验，写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1959年在河南的报刊上发表。为了帮助干部纠正和克服在大跃进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他曾到河南禹县等地给干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报告。艾思奇在三十多年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都是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而努力奋斗的。

第二，艾思奇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7年10月，艾思奇奉党中央调令，与周扬等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工作。毛泽东很关注和重视艾思奇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阅读他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哲学著作，曾写了19页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对差异和矛盾的问题作了略有不同意见的批注。艾思奇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与毛泽东有较密切的学术理论上的交往，思想境界更高更开阔了。为了适应中国艰巨而复杂的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革命干部和群众，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艾思奇在1938年4月，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一个口号。”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只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才能做到更好的充分的通俗化。在这里，艾思奇最先在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了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问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500页）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的、一致的，是十分正确而卓越的见解。

艾思奇正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方向和方法，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工作的。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这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最重要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要掌握和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分折研究实践中的具体特点和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从中吸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用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哲学理论。

艾思奇鉴于辩证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它以极大的包容性吸取一切哲学的合理的精华，他认为实现哲学中国化，应以研究新哲学辩证唯物论为中心，注意吸取其他哲学的合理的积极的东西。他在1939年3月发表的《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一文中又说：“我自己一年多来正努力做这工作，但还没有充分把握。然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经的重要途经：一是要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表现形式结合，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二是与现实的抗战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结合，及时消化吸收新鲜养料，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这句话对辩证唯物论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既不应把哲学理论当作死板的教条，可以到处硬套的公式，也不能认为“哲学无用”，它作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不仅能认识和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同时艾思奇提出，学习、研究和应用辩证唯物论，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因为在革命实践中，必然要遇到社会历史问题，要遇到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等问题，要依靠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不仅如此，还需要努力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才能做到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善于具体运用，避免片面性、狭隘性和公式主义，正确地指导革命斗争，获得胜利。

艾思奇还反复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做到善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正确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正确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战略策略等问题。这说明，要做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就要做到善于从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善于找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能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联系起来，善于把一般的指导原则具体化，以夺取革命工作的胜利。

艾思奇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主张，既为哲学理论工作具体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同时又推动他自己在几十年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创造了卓越的成绩。他早年写的《大众哲学》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良好开端。他到延安后就一直更加自觉地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前进了。他所写的大量的哲学论文，尤其是建国后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受党中央书记处委托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供全国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学哲学普遍使用。这些著作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基础性的哲学教科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精品和典范，其中既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概括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具有中国化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对于培育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干部和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艾思奇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毒害和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为了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武装干部和群众，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就不能不与阻碍马克思主义和辩论唯物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各种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艾思奇到上海开始从事哲学理论工作起，就注意到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他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在总结“五四”至1933年哲学战线的斗争时，就重点揭露和批判了西方传入中国的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生命哲学是欧洲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死敌。其代表人物为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狄尔泰等人。生命哲学是化装了的唯心论。在中国的信徒有李石岑、朱谦之等人。唯意志论的代表有叔本华的盲目的生活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先验道德意志等西方现代哲学。他们是主观唯心论者和唯我论者，在政治上也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他们在中国的推崇者有李石岑、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艾思奇对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开始作了初步的批判和评论。艾思奇认为，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生命哲学的中国主张者是以佛经或四书五经为立论基础，以封建意识为复归，因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与中国封建哲学相结合，便成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一个特征。艾思奇指出，“历史的法则已现露于世界之前，中国人也看见科学底社会主义了，于是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便狂风暴雨似的披靡了整个哲学界。”“中国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盛行，是全世界及中国革命势力发展之结果。”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哲学”论战中，对叶青等人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思想进行了清算和批判。论战当初是从张东荪与叶青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争论开始的。实际上他们是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军事和文化的围剿，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的。叶青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曾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代部长。张东荪是以新康德主义为武器，公开诋毁马克思，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而叶青则是“披着辩证唯物论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他们肆意歪曲和攻击辨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造成严重的障碍。艾思奇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内因与外因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等一系列文章和《哲学讲话》等，对叶青以及张东荪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通过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对于人类认识史的重要意义、唯物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和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都作了科学的深刻的论述。艾思奇曾把批判叶青的许多文章收集在《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