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汉书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是成书于东汉的一部历史散文，赵晔撰。其书今存十卷，主要叙述吴越争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吴越春秋》在体例上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全书所叙重要事件都明确标示年代，但实际并不准确，多有讹误。《吴越春秋》叙事完整，全书以吴越争霸为主线，具体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点，保持相对独立性;各章之间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讲述的故事具有连续性。

《吴越春秋》的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书中许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记载，但作者把它们写入本书时不是原封不动地袭用，而是依据传说或发挥想象，增加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对于伍子胥奔亡过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记·伍子胥列传》总共用了一百余字加以叙述，其中乞食一事尤为简略。到了《吴越春秋》中，这两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长达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节增加了躲避侦探、渔父唱歌、芦中待餐的情节，乞食一节出现击绵女形象，并对她的身世节操加以详细交代。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渔父和击绵女的结局如何，司马迁没有点明；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为的是保守机密，保护伍子胥，同时击绵女还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和《史记》的相关记载相比，《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奔亡一事的叙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节复杂，而且险象环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说的特征和魅力。《吴越春秋》中的许多情节，是通过移植联缀而把本来互不相关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给人以真实感，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吴越春秋》的许多故事荒幻离奇，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吴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有其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吴越春秋》又吸收许多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它的荒幻离奇主要源于此。在追溯吴越两国祖先时，分别讲述了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和夏禹娶涂山氏的传说。在吴王占梦事件中，公孙圣因直言不讳被杀，临死前他称自己将在深山散为声响。后来吴王兵败，在秦余杭山呼唤公孙圣的名字，三呼三应。书末又称，伍子胥、文种相继被杀后，“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是以浪漫的想象寄托对伍子胥、文种的同情，他们生而为英雄，死而为神灵，是用沟连人神的方式为全书作结。卷九的袁公与处女比试剑术场面，袁公飞上树变为白猿，运用恍惚迷离的笔法贯通物我，模糊了人与兽的界限。类似的超越时空、出入生死的情节在《吴越春秋》中是大量的，开志怪小说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