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清同治八年（1869年），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事件经过

五月二十日，复有乡民抓住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作为拐犯送至官府，到堂后供认：“伊系赵州宁晋人，帮人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并供称：“王三系天津口音，脸上有白麻。有天津人开药店教民王三，且面上果有白麻。则迷药之得自王三，似非虚捏。”此供于被获之时，他已告知乡民，因此刚经送案，而城乡四境早已哄传天主堂真有用药迷人之事。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感到左右为难：事涉教堂，势难穷追到底；而消息走漏，民情汹汹，又势难置之不问。于是，拿着供单去见知府张光藻，请示办理之法。张光藻以为事关教堂，如何办理应由崇厚决定。崇厚亦以为社会压力太大，势难不为查办，遂令天津道周家勋往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其将教民王三送案质对。该领事同意查问有无此人。

不料丰大业中途变卦。次日晨，崇厚令刘杰前往询问时，被丰大业呵斥而回。崇厚只得亲自往见丰大业。丰大业初推不管，继乃令天主堂主持人谢福音查问。谢福音将王三密匿堂内，诡称堂中并无此人。崇厚等无奈，只好放下王三不管，仅商定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巳时由天津道员周家勋率同府、县官员，带犯赴教堂指认门径。结果，堂内并无栅栏、天棚，与供情不符。天津地方官感到此案已无法再查下去，遂带犯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天津地方官员离开之后，仍有不少人在天主堂门外围观，见教民出入，齐声喝好讥诮。堂内杂役出扭一人发辫殴打。于是，双方发生争斗。法国天主堂离三口通商衙门甚近。谢福音派人告知崇厚，崇厚当即令两巡捕前去弹压。巡捕到后，众人均已敛手。这时，忽有堂内人出来，呵斥巡捕“因何不将闲人拿去”。巡捕回称：“彼不闹事，何用拿他？”丰大业闻声而出，持鞭将巡捕乱打，口称“尔宫保教尔领许多兵来此搅我，我定不依”等语。两巡捕跑回告知崇厚，崇厚复令一名军官前往。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各执利刃洋枪，揪住这名军官的发辫，一同去三口通商大臣衙门，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即放一枪。崇厚逃向内室，丰大业即将屋内器具砸毁。经众巡捕将丰大业劝住，崇厚复出相见。丰大业又放一枪，大肆咆哮，口称“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等语。崇厚向其周旋，他竟不理，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其时，纷传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前与法国人开仗，各水会鸣锣聚众，前往救援。人们满面怒容，手执刀枪，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而各处仍在鸣锣，水会会众塞满街巷，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向这里涌来。崇厚怕乱中出事，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丰大业更怒，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于是走出，崇厚只好派两名军官护送其回天主堂。两旁民众执刀怒视，却不敢动手，且纷纷后移，给丰大业让出通道，令其通行。丰大业行至浮桥，与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刘杰劝其暂回三口通商衙门。丰大业突然向刘杰开枪，打伤跟丁高升。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打死，随即奔往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遇害者有20名外国人（10名修女、2名神父、丰大业、西蒙、刚从法国来的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专员多玛三及其新婚妻子、法国商人夏玛桑及其妻子，以及一名叫普罗特波波夫的俄国商人及其妻子）和30多名中国信徒，多数房屋被烧毁，从天主堂救出中国人10名，从仁慈堂救出中国人150名，在天主堂内搜获拐匪教民王三，在教堂门前抓获拐犯教民安三。

事件结果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70年6月24日，外国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以法国为首。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并准备以一命抵一命的原则处死20人，但反对法方处死天津知府、知县的要求。八月以后，法国仍坚持杀天津府县才能了解此案，并不惜以开战相威胁。就在此期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清廷让曾国藩补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李鸿章补直隶总督。中法双方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缓刑4人（余下四名，原为照抵被杀俄人性命，因俄国领事孔令再三要求缓办，遂拖下未执行），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事件影响

望海楼天主堂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国藩是极力揣摩清廷处置意图，但清廷一方面畏敌如虎，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不可能既持平处理又维护国权；另一方面清廷又怕过分屈从洋人会激起民愤，危及自己的统治。其态度随着外国的干涉不断变化。因此，曾国藩无法准确揣摩清廷的意图，更不可能有既为列强接受、又不致引起民愤的办法。其实李鸿章在最后也基本是按照曾国藩方法来办理的，却并未受到舆论指责。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处理办法违背民心、民气，清廷亦有意打压湘系势力。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称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国藩则被派驻为南京总督。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同意赔款40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去法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8名肇事者处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内心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事件起因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端午前后，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收养的中国幼孩突然大批死亡，先后达数十人，葬于河东荒野。其中有一棺二、三尸者，有尸身无目、胸腹洞开、失去脏器者。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家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五月初八日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当时民情汹汹，既疑法国教堂虐杀儿童，复疑迷拐幼童之事与其有关。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只好将另外二名拐犯张拴、郭拐迅速审结正法，并宣称崇厚要去之人并非拐犯，以解众疑。自此人心稍安，浮议渐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县官不敢深究，且以河东前葬幼孩多棺，终觉怀疑莫释。

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火烧望海楼"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