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民族压迫

1362年至1366年间的战事图

公元13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的元代中前期时福建的海外贸易极端发达，泉州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也是元代福建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规模超过了作为福建行政中心的福州，阿拉伯人将泉州称为刺桐，此名称被欧洲等地商人沿用。当时泉州的人口超过20万，城墙长度达30里，晋江江面和港内停靠的船只超过1万艘，商业高度发达，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商品是丝绸、陶瓷器、铜铁器和泉州的泉缎，而输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吉贝布、贝纱等，其中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香料和药物。泉州的居民中有着大量的外籍侨民，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欧洲基督徒、犹太人、印度人、非洲黑人等民族，城内使用的语言达到100种，这些外国人或相关的事物被泉州人冠名为“蕃”或“番”，由于大量外籍人口的进入，泉州早期不允许外国人进城居住的惯例被打破，泉州城内不仅有汉人和蕃人大量杂居的情况，还形成了许多大规模的蕃人聚居区，这些聚居区被称为“蕃坊”、“蕃人巷”，这些外国侨民还和泉州本土的汉人闽南族群通婚并繁衍后代，番汉混血儿被泉州人叫作“半南蕃”。蕃人和泉州当地人在文化上虽有相互影响，但大体上还是维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各种宗教也都在泉州得到传播，而汉人和番人杂居也给泉州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元代时的泉州外国侨民中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势力最大，人口最多。元朝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将民众分为四等，包括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在内的泉州番人作为色目人，等级要高于被列为最低等级（第四等）南人的当地汉族闽南人，因而番人得到了元朝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势力庞大。这些穆斯林商人中有不少是泉州的巨富，比如蒲寿庚家族在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期间主持泉州市舶司，家产不计其数，其仆人就有数千。到了元朝末年，由于局势动荡，各地民众起兵反元的事件非常频繁，福建同样也是叛乱频发。当时福建各地的豪强家族纷纷成立了乡族武装——“义兵”，并逐步控制了许多地方政权，还协助元朝政府对叛变的农民武装进行镇压。而泉州的波斯族色目人也组织了亦思巴奚军作为他们的义兵组织，其将领为赛甫丁和阿迷里丁。

由于波斯人是泉州城内人口较多、势力较强的一个民族，拥有大量的富商，因而亦思巴奚军在其支持下成为泉州最强大的武装，而波斯人借亦思巴奚军的力量逐渐掌控了泉州，使得元朝失去对泉州的实际控制权。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以掩盖阶级压迫政策。他们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南方汉人）。给蒙古人、色目人以优越的政治特权，从中央到地方乡里，都优先擢用上述两种人。泉州是“南人”住居区，所受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更甚。

反元势力壮大

泉州地区对元朝的反抗历来相当激烈。

早在元·世祖统治之初，便有农民起义了。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安溪湖头张治囝起义攻打泉州；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安陈七师起义。

元·顺帝继位之初，元朝统治已经日薄西山。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淮一带反元势力已如燎原之火。

蒙古骑兵

至正三年（1343年），同安、仙游、安溪各地人民起义。

至正五年（1345年），元廷为加强控制福建，遣官奉使宣抚，脱脱、王士宏乘机“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滛”，致使“闾阎失望，田里寒心”。（《闽诗录·戊集·卷七·江西、福建怨谣》）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闽北“寇逼郡城（福州）……越二十六日”（《闽中金石录·卷12·李世安题名石刻》）。同年，仙游人陈君信聚众数百人，攻占县治。夏，“仙游流贼剽掠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至正十三年（1353年），“泉大饥，民扶携就食。”（乾隆《泉州府志·卷41·卢琦传》）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夏，“安溪盗李大，南安盗吕光甫聚众为乱，七月围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八月遣刘广仁等攻陷仙游，杀死达鲁花赤倒刺沙。

至正十六年（1356年），“山寇李大攻同安”（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寇伊守礼啸聚复攻同安”（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