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杨周翰，祖籍江苏省 苏州市，生于 北京，西方文学史家。1915年11月25日生于北京。1933年入北京大学 英语系，师从 吴宓。1935年赴 瑞士协助美学史家喜龙仁编写英文本《中国绘画史》。1938年回国在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英文系学习，1939年毕业。1939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大外文 系助教、讲师。1946年赴 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毕业。之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整理汉学古籍。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任西方文学研究室主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顾问，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副会长， 复旦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考试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委员等职。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主编。1989年11月16日因癌症在西安去世。

文学研究

总述

杨周翰从事外国文学和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40年，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 牛津腔英文而闻名。上个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 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这一领域惟有的两本史著；到了六十年代，他所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成为高校文科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 吴达元与 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 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 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莎士比亚研究方面

注意莎士比亚时代、 社会、 文化、同时代作家以及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解析世界莎学流派，指出前 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的局限。所精心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是中国迄今为止 最完备、最系统的国外莎评汇编。

英国文学研究方面

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 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

杨周翰从英国文学研究过渡到比较文学研究。在跨中西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不满足于照搬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模式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模式，认为不仅要跨越国别和 语言的界限，而且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学术精神

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外，在译著方面，主要的业绩是翻译了 罗马诗人 维吉尔著名的史诗《伊尼德》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著书立说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 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19世纪 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杨 周翰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 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很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就要求译者精通 拉丁文，而17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远僻，但它们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却都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 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专著专论的精深之度。

言谈举止

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 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上、在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因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贴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 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 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 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 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显得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他的同行同辈，他都很彬彬有礼，但显然很有距离，甚为严谨、矜持，甚至似乎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甚至低压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听说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比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学场”并不比“官场”简单、纯净，这里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处境、权位等级、学养高低、成就大小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在这场合里的行为方式、处事风格往往有其深层的缘由。

坎坷一生

在现实生活中，杨周翰显然活得并不顺心，不尽如人意，甚至不无伤痛，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他与夫人 王还教授，可谓英美语言文学界的精英夫妇，可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却由于“ 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业，当时都没有能上大学，因此，就业与工作都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在存在着世袭制的 封建时代似乎颇有“沧海桑田”之慨，但比起社会变化激烈迅速的20世纪中国已经够得上是“永世长存”了，在这里，“君子之泽”有时几乎是急速而“斩”，特别是知识文化的传统承继，在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里，书香门第、文化知识家庭之“泽”瞬息“而斩”者尤多。 杨周翰所遇到的显然就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作为知识界的精英眼见自家的文化知识之“泽”还没有到他自己身后即一斩而断，其内心的不平静与痛楚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家庭际遇外，杨周翰个人的学术际遇也有明显的不顺心、不得志。据说，建国后他在学术 职称的级别上，一直居于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上调，虽然他的学术业绩、学术作为一直都是显著卓越的，他在学术 领域里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