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郑克塽降清，江山一统，海宇大宁。清政府正式下令开放已禁闭二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并撤消迁界令，故命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巡视粤闽沿海边界。这一次巡视任务有四：“察濒海之地以还民，一也；缘边寨营烽堠向移内地者，宜仍徙于外，二也；海壖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三也；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岙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四也。”[①]这次巡视启程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前后历时半年[②]。其中对澳门的巡视则是起于二月甲午，止于三月丁酉，跨四天时间[③]。巡视人员除清政府两位钦差外，还有两广总督吴兴祚及广东巡抚李士祯同行[④]。

关于这一次对澳门的巡视，主要内容均保留在杜臻所著《粤闽巡视纪略》卷二中，由于杜臻观察细致，记录详备，他所留下的材料亦成为我们研究清代澳门史第一份较权威详细的中文资料。

粤闽巡视纪略

一

《粤闽巡视纪略》一书关于澳门的记录首先介绍了澳门及周边地理与军事设施：

乙未，登岙中两炮台，旷览海南形胜。盖香山一邑，位广省之正南，环通四潮，岛屿森拱，而岙门一镇，又在前山寨之南，一名濠镜岙，亦曰香山岙。形如灵芝，广二十里，长半之。正北一石，埂贯大海，而属于前山寨，广十余丈，长六里，如芝之有茎。埂与寨相属处，筑关守之，曰鬼子关，启闭有节。岛中居人皆番彝，约千余家。土人有非时阑出者，关吏呼止之，彝亦不得辄入焉。然岙人食粮皆仰给内地，土人常襁负至关前与为市。岙中虽有炮台，不设戍兵，夷自为守。夷所恃者炮，东曰大炮台，列炮二十六，最大者一，重万斤；少次者一，重九千七百斤；又次十五，各重五千斤；又次五，各重四千七百斤；最小者三，各重四千五百斤。西曰汪洋炮台，列炮十有一，大者六，各重五千斤；次者二，各重四千五百斤；小者三，各重三千八百斤。贼在数十里外，用远镜登台瞩之，帆樯兵械，甲装服色，毫发毕照，举炮一击，皆糜碎矣，以此无敢近者。自有海寇以来，岙门无失事。康熙八年，议斥逐诸夷，亦卒不果，至今安居如故。

自岙而南，海程十里为十字门，山如两眉横列，而阙其正中。又南十里为小横琴，适当缺口。又南稍西为大横琴，重案也。自岙而西，海程二十里为三灶岛。又西二十里为黄梁都。自岙而东，海程三十里为涌口。又二十里为旗纛澳。又有蕉门、黄角、潭州村诸岛在岙之东北。而沙尾、北山在其北，止隔一水。诸岛虽为省会之案砂，而周罗环匝，岙门独居其中，如莲之有菂，亦一奇也。

早于杜臻记录澳门地理形胜者，前明即有之，但多为概略之言。而如杜臻观察细致，记录周详者，这是第一次。杜臻对澳门地区地理形势的详细调查，很明显是出于军事防范的目的。一方面清廷要开放澳门的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还必须要加强对澳门的军事防范，这恐怕也是杜臻巡视澳门的任务之一。

文中关于澳门炮台的记载，所录更为细致。他所见的炮台有两座，一座是“大炮台”。大炮台，俗称三巴炮台，葡文名圣保禄炮台，位于澳门半岛中央山顶。该炮台建于1619年。据1635年的葡文资料记载，该炮台共列炮18门，均为青铜炮[⑤]。杜臻于1684年所见是列炮26门，乾隆时成书的《澳门记略》则称：“最大者为三巴炮台，列炮二十八”[⑥]。道光时成书的《筹海初集》亦称：“其最大者曰三巴炮台，置炮二十八位”[⑦]。而据今人郭永亮先生所据19世纪80年代的材料，该炮台共建有31个炮位[⑧]。虽然诸书所载炮位数据不一，但并不矛盾，正好可以反映大炮台在各个时期扩建发展情况。而杜文所记大炮台26门炮的重量则为诸书所缺。《澳门记略》仅载：“其大铜具者重三千斤，大十余围，长二丈许”[⑨]。《筹海初集》亦称：“其最大者重三千斤，长二丈”[⑩]。然杜文所载最大的一门炮重1万斤，排列第二为9700斤，最小的都有4500斤。数据差距甚大，是否可信。据明末李之藻言：“其（澳门）铳大者长一丈，……每铳约重三五千斤”[(11)]。一般的炮都重“三五千斤”，特制几门大炮作为澳门的防守武器，应是可信的。据杜文所载，他是亲自登上炮台一一看过的，故每一门炮都有重量记录，应该不会有差错。那为什么到乾隆道光时大炮台的炮重量均不如杜臻所见？很可能是后者所见仅凭一般之传闻，并未到实地考察，故所言为一约数；亦可能葡人已将这些重量级炮运走，或卖或献（葡文资料有给葡王贡献澳门炮的记载），运到了别处。

杜文所言的“汪洋炮台”，当为“望洋炮台”，因称为“西”，故应指澳门西望洋山炮台。西望洋山炮台，葡文名圣佛兰西斯科炮台（Sam Francisco)，建于17世纪初。1635年时，该炮台有6门青铜炮[(12)]，至杜臻所见时，已增至11门，其中有6门5000斤、2门4500斤、3门3800斤。可见至17世纪末期澳门炮台建设较17世纪初又有很大的发展。杜文所保留的澳门炮台详细资料为我们研究澳门制炮史提供了极珍贵的素材。遗憾的是，他没有视察澳门全部炮台，而只是记录了其中主要两座。

杜文还载：“康熙八年，议斥逐诸夷，亦卒不果，至今安居如故。”康熙三年，杨光先诬汤若望“谋叛”后，礼部、兵部即建议将“澳夷”驱逐回国。清政府虽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下令澳门葡人一体迁入内地。此议在澳门葡人的重金贿赂下，亦未实行。康熙七年，清政府下令，准许葡萄牙人继续留居澳门[(13)]。而杜臻在此书中却言，康熙八年又有人提出驱逐澳门葡人的动议。康熙八年时杜臻为宫内近臣，此说应有所据。然查《清实录》，康熙八年此事无载。为什么康熙七年刚下令准葡人居澳门，而康熙八年又提出要赶葡人出澳门呢？事虽不果，但其中必有缘由，尚须其他文献证明。

二

第二部分杜臻叙述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经过及清初对澳门葡人的政策：

日南徼外，占城以西，诸国番人杂处粤省为日久矣。省城怀圣寺番塔创自唐朝，轮囷十六丈，而宋余靖亦言，粤台之下，胡贾杂居，特不能定其来自何国。今岙门诸夷，自言大西洋人。明万历间有利玛窦者，始入中国，见岙门风气苞固，因请于彼国遣众聚居，为互市计。其人巧思，善制器，亦能活历，士大夫亦乐与近，相沿往来不绝。初至时，每岁纳地税五百金。本朝弘柔远人之德，谓国家富有四海，何较太仓一粟，特与蠲免，夷亦感慕。关于葡人入居澳门之载，杜臻显然有误。言利玛窦入中国时，才向彼国请众来居，很可能源于道听途说之误。利玛窦万历九年才到澳门，可葡萄牙人嘉靖年间即入居澳门，显证其说为误。

杜文称：“其人巧思，善制器，亦能治历，士大夫乐与近”。这里乃泛指从澳门进入中国的欧洲人，制器、修历，乃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各种文献多有记载。自明万历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后，不少士大夫与之交往密切，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名公巨卿均与传教士们过从甚密，并受洗入教，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言：“今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14)]

杜文称：“初至时，每岁纳地税五百金。”这是中文文献中较早关于葡人交纳澳门地租的记载。《澳门记略》称：“其澳地岁租银五百两，则自香山县征之。考《明史》载濠镜岁输课二万，其输租五百，不知所缘起，国朝载入《赋役全书》。《全书》故以万历刊书为准，然则澳有地租，大约不离乎万历中者近是。”[(15)]可知，张汝霖、印光任亦不知葡人交纳500两地租确切始于何时。薛馧《澳门记》称：“自嘉靖三十年来，比岁输银厘五百一十有五。”[(16)]《香山县志续编》亦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17)]外文资料则载为1572或1573年开始向明政府交地租[(18)]。可见，不管是中文资料还是外文资料，澳门地租银始于何时仍无定论，杜臻所言“初至时”，按他前所言葡人入澳在万历时，故杜亦认为地租银始于万历时。杜文又言：“本朝弘柔远人之德，……特与蠲免，夷亦感慕。”关于清朝蠲免澳门葡人地租银之事，Jesus《历史上的澳门》亦有记载：“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清军围攻明军最后占据的广州城，血战多日，行将陷落，明军于穷困之际，求与葡人同盟。此事为清帝知悉，亦派人与葡人修好，并免除其每年的地租。”[(19)]黄文宽先生对此事有异议云：“免租事在中国文献上未见记载”[(20)]。可知，其未见杜臻之书。杜文所载与Jesus所载相合。《明清史料》丙编第四册有一份档案亦资佐证：

顺治捌年正月初柒日，据署整饬兵备广东巡视海道兼市舶事李士琏呈，据提调澳官吴斌臣等呈缴濠镜澳彝目唩嚟多等呈词壹纸内称，哆籍在西洋，梯山帆海，观光上国，侨居濠镜澳贸易输饷百有余年，兹际清朝?]泽，举澳叟童，莫不欢声动地。前月拾玖日已有状投诚，香山参将代为转详。惟祈加意柔远，同仁一视，俾哆等得以安生乐业，共享太平。[(21)]

顺治七年清朝派人入澳与葡人修好，并特许蠲免澳门地租银，故顺治七年十二月，澳门唩嚟哆（兵头）即投诚归顺清朝，文中所载：“清朝?]泽，举澳叟童莫不欢声动地”之言，当即指顺治帝蠲免澳门地租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