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小传

闾丘方远 (约西元839—西元902)唐末道士。字大方，号“玄同先生”。舒州宿松(今属安徽)人。

幼而辨慧。年十六通经史，学《易》于庐山陈元晤；二十九岁，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元泽以为奇才，对他说：“子不闻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盖身从无为而生有为，今却反本，是曰无为。夫无为者，言无即著空，言有则成碍，执有、无即成滞。但于有、无一致，泯然无心,，则庶几乎道……”称赞他“才器高迈，直可为真门之标表”。

复诸仙都山隐真岩，师事刘处静，学修真出世之术。三十四岁受法策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蒙付授。守一行气之暇，笃好子史群书，每披卷必一览之，不忘于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诠《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

昭宗景福二年(893)，钱塘彭城王钱鏐深慕其道德，访于余杭大滁洞，为筑室宇以安之，并表奏其行业。昭宗累征之，方远以天文推寻秦地将遭兵火，唐祚必当革易，不出山林为宜，故而竞不赴召。乃降诏褒奖，就颁命服，俾耀玄风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方远阐扬圣化，启发蒙昧，真灵事迹显闻吴楚，从学者甚众。

天复二年(902)二月十四日，淋浴焚得香，端拱而坐，至正午仙化，传为尸解。今存《太平经钞》十卷(原有三十篇本、二十卷本)一当条其编著。弟子百余人，会稽夏隐言、谯郡戴隐虞、荥阴郑隐瑶、吴郡陆隐周、广陵盛隐林、武都章隐芝皆传道要而升堂奥；其中尤以广平程紫霄、新安聂师道，安定胡谦先、鲁国孔宗鲁等十人为著，皆受上清思真炼神之妙旨。

生年考证

闾丘方远二十九岁向香林左元泽问大丹，及后向仙都山刘处静学修真之术，三十四岁正式拜在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门下。左元泽、刘处静皆叶藏质之师兄弟。司马承帧传薛季昌，薛季昌传田虚应，田虚应在衡山收了四大弟子：刘玄靖、冯惟良、徐灵府、陈寡言。

唐宪宗元和十年（西元815年），除刘玄靖留在衡山外，田虚应带了冯惟良、徐灵府、陈寡言三大弟子东入天台山，冯惟良传叶藏质、应夷节、沈观他；徐灵府传刘处静；陈寡言传左元泽。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西元872年），唐懿宗为叶藏质隐居之所“石门山居”赐名“玉霄宫”，闾丘方远三十四岁才拜在叶藏质门下，是在该年之后，往前推三十四年，是唐文宗开成四年（西元839年），故闾丘方远生年约在西元839年。

太平经钞

太平经钞编纂的人，据今所考，是唐末的闾丘方远。可是一些道书纪载，多称闾丘方远太平经。南唐沉汾续仙传说：闾丘方远，舒州宿松人，幼而辩慧，年十六，通经史，学易於庐山陈元晤；二十九，问大丹於香林左元泽；三十四岁，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蒙付授。而方远守一行气之暇，笃好子史群书。每披卷，必一览之，不遗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铨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於江淮间。唐昭宗景福二年，钱塘彭城王钱鏐深慕方远道德，访於馀杭大涤洞，筑室宇以安之。至天复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这里所谓太平经为三十篇，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三下续仙传也作。字当有选择而编次的意思。《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东汉后半叶，宫崇，襄楷曾先后分别向顺帝和桓帝进献此书。宫崇称此书为其师干吉（或称于吉）得于曲阳泉水上。故过去有人称此书为于吉或宫崇所作。据近人研究，《太平经》非出一人之手，是西汉末至东汉顺帝时期逐渐增益而成，于吉、宫崇等仅是其撰人之一，或为集大成者。

《太平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共计一百七十卷，三百六十六篇。《正统道藏》收入太平部时，仅存五十七卷，甲、乙、辛、壬、癸、五部全佚，其余五部各亡佚若干卷。唐末道士闾丘方远以《太平经》卷帙浩繁，乃节录经文，编成《太平经钞》，仍按天干分为十部，每部一卷，合为十卷。南唐沈汾《续仙传》与宋贾善翔《犹龙传》称闾丘方远诠《太平经》三十篇，宋邓牧《洞霄图志》说闾丘方远“钞为二十卷”。其实仅篇卷分法不同。今本《太平经钞》甲部，乃后人伪补，癸部实际上为甲部，故癸部实阙。癸部内容篇目于敦煌钞本斯坦因第4226号《太平经目录》中可见。闾丘方远还从《太平经》中选辑论述精、气、神之关系及守一之法的内容，编成《太平经圣君秘旨》。此外，《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相》《道德真经广圣义》等二十多种道经中，有《太平经》引文。今人王明以《正统道藏》本《太平经》残卷为底本，辑录《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及其他二十六种书之引文，编成《太平经合校》，大体上恢复了《太平经》十部，一百七十卷的面貌。

《太平经》三百六十六篇，每篇皆有标题，末附篇旨，总摄大意。行文以“真人”与“天师”相问答的形式阐述经义。该经卷帙浩繁，杂采先秦阴阳五行家神仙家、道家、墨家及儒家谶纬之学以成篇，除宣扬神仙信仰方术外，还触及世俗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主要内容可分以下四方面：

“太平世道”的社会政治思想

《太平经》以“太平”名书，有其解释：“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太平经》追求的理想世界是无灾异、无病疫、无战争，君明臣贤，家富人足，各得其乐的太平世道。主张帝王当行道德，黜刑祸，理政应法天地、顺自然。它将帝王分为上君、中君、下君、乱君及凶败之君。认为帝王是天然的统治者，理想的政治是以有道、德、仁治理天下的明君，实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满足人民生活之急需，方能致太平，得人心而称天心。它还强调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协调。认为君明、臣良、民顺“三气悉善”，是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君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君、臣、民三者相得，上下相通共成一国。还以阴、阳、和比拟君、臣、民，君阳臣阴，应依阳尊阴卑之则，各居其位。阳盛则阴衰，君盛则臣服。阴、阳、和三者相通，道乃可成。“天下立平不移时”，太平盛世即可实现。《太平经》还主张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下可革谏其上；反对贱视和残害妇女，提倡人人应力作以获衣食；反对为富不仁，提倡救穷周急；反对以智欺愚，以强欺弱，提倡孝忠诚信，主张断除金兵武备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即襄楷上疏所称的“兴国广嗣之术”，主要反映了当时处于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向往太平盛世思想。“奉天地顺五行”的神学思想

《太平经》称“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纲，道之信，道之所因缘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长，德之纪，德之所因缘而止也”。告诫信道者当奉天地，法天道，得天心，顺天意。天可顺不可违，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帝王为天之贵子，尤应顺承天道；顺天地者，其治长久，否则当遭天罚。“天人感应”是《太平经》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天人之感应，表现为自然界之变异灾祥，“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灾异乃天警告人君之“天谏”，若不听从，必降重殃。认为天是冥冥中的最高主宰，能赏善罚恶，具有无上的权威。阴阳五行说是《太平经》的主要理论基础。认为：阴阳五行体现天道之理则，恒常不变，人须绝对顺从，不可失其道。“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一阴一阳之理，遍于天地，为道之用。事无大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阴阳之关系可互生互变，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相得，道乃可行。

善恶报应思想与承负说

《太平经》谓天地及人身中皆有众多之神，受天所使，鉴人善恶，掌人命籍，“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对人之善恶，天皆遣神记录在簿，过无大小，天皆知之。天赏罚分明，行善者可得天年，如有大功，可增命益年；若作恶不止，则减其寿算，不得天年；或使凶神鬼物入其身中，使其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