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杨振宁

学生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1]—2025年10月18日）[2]，出生于安徽合肥，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2]，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1]。 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因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的华人诺奖得主之一。1980年获拉姆福德奖、198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3]、1993年获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获鲍尔奖、1996年获玻戈留玻夫奖、1999年获昂萨格奖、2001年获费萨尔国王国际奖。2020年12月18日，《2020中国品牌人物500强》发布，杨振宁位列第49名。2021年5月14日，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签署捐赠协议，并为“杨振宁资料室”揭牌。2022年3月3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4]。2023年4月3日，香港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博士学位[5]。7月8日，担任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6]。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2]。

全文

人物简介

丁则良（1915—1957），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出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

1950年放弃赴美深造机会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院系调整，响应号召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

1957年5月，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8月回国，住在北京大学，闻知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于8月8日自沉于北大未名湖，年仅42岁；1979年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主要著作收入《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还有译著《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

人物评价

丁则良是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早年受业于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被史学界寄予厚望。他性格豪迈飘逸，对祖国和学术有虔诚的热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敏锐的洞察力，文笔优美，议论精辟，在宋史、中国近代史、苏联史、印度史等领域都有独到见解。他经雷海宗推荐曾担任杨振宁的家庭教师，教授《孟子》等，也被传为美谈。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特别是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筹建工作，为吉林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因政治运动迫害而早逝，学界深感惋惜。

联大时期，丁则良还只是史学新秀，但已初露峥嵘。他和一些老师同学组织了“十一学会”，进行自由演讲和讨论。他与大多数联大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从事专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另方面也关怀现实，以自觉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表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发表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评论，如《顾亭林》、《缄默的尊严》、《近代化与现代化》、《论现实外交》、《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等。这些评论显示出深邃的眼光、卓异的见解和炽热的情感，是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缄默的尊严》是就抗战时期沦陷区人们怎样对待入侵者而发的议论。在沦陷区，人们对待入侵的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反抗、投降和沉默。反抗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最为可贵可敬。投降的人是民族的败类，为人不齿。三类人中，沉默的人可能占了极大的比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不合作态度，守住了民族大节的底线。丁则良希望沦陷区“日寇铁蹄之下的人们”，至少要保持缄默，“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洁的气概”。抗战时期的知识界，一大批精英分子逃离敌占区，从事抗战建国的事业；一些人如周作人、钱稻孙等则亲日附日，为虎作伥，受到正义人士的同声谴责；还有一大批杰出人物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得不留在敌占区，如陈垣、齐白石等，但他们始终与日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与对方发生任何关系，以缄默维护了尊严。这类人怎样自处、国家和社会公众怎样看待他们，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丁则良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尊重和保护的。

丁则良还指出，“到了一个特殊环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实的面前，眼看着暴力横行、巧取豪夺的现象不断发生，正义消沉，自由饮泣，这时，又没有力量去纠正这些事实，我们除了保持缄默，还有什么办法？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违反人性的缄默反而是一件可取的行为。”这就使文章的思想得到扩展和升华。在 1949年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告密和倾轧层出不穷，就因为很多人没有保持缄默——没有守住底线，从而，所有人最后都失去了尊严。丁则良在听说自己满怀赤诚忠于党忠于国家却被判定为反革命，义无反顾地跳入未名湖，既是一种刚烈的行为，也践行了他的思想——以缄默捍卫尊严。从而，他身后也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

关於丁先生，亦可参见散木《丁则良先生》一文。

人物印象

彼岸的杨振宁先生光荣退休，以其人之功德圆满，引起一片喝彩，杨先生也以朱自清当年诗句自勉："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是人生绚烂归于平淡，"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境界，着实令人企慕又感动的。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归宿，比如杨先生回忆少年读书情节，他是清华成志小学和北平崇德中学的学生，清华教授杨武之先生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即有了家教的待遇，数学家的杨武之先生要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做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今天是不会有给自己的孩子请讲哲学的家长了，而那个雷海宗的得意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的丁则良，不要说没有挨到"夕阳无限好"的时光，就是让今天中国各高校学历史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等等回答知不知道这丁先生，恐怕也百不出一了，这就是时间的残酷。

不尽然是时间的残酷呵，那还是历史的残酷。我不知道后来杨先生打听过丁先生没有，我知道有一年杨先生于尼克松访华后返乡参观。曾有美国华人科学家参观团到来，其中任之恭、林家翘、王浩、张明觉、刘子健等等，其中多清华出身者，作为陪客的竺可桢提心吊胆他们会打听赵忠尧等下落，果然周总理宴请众人，任先生开口询问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等情况，周公自是一番苦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另外一个兄长在农村劳动，周公特别对刘先生嘘谈，"使刘大为感动"(《竺可桢日记》)，周公还恳请参观团返美后不要过分为中国宣传，"只能适可而止，因国内缺点尚多"，那是不堪的一幕。任先生等当年同行，竺先生于日记中有段椎心泣血的自白："熊庆来作古，数学所评之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早已停止薪水，给生活费，死后才声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薪水。科学界老一辈从此又弱一个，生物学钱崇澍、秉志、胡先?三老相继去世，物理学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进，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继亡，今日又有数学家熊迪生，我辈真成鲁殿灵光了"。杨先生大概不曾想到：那个家教于庭内的书生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

遍查了各种人名辞典和辞书，可惜我们都没有记载这个丁先生，当然他是一个"异类"，是被遗忘的对象。还是周一良先生的近作《毕竟是书生》提及丁先生。周先生还为"海峡彼岸的朋友"拟为丁先生所编的文集写了序言，可惜也仅是序言而已，这本书结果并未出版。周先生是曾由研究他独擅的国史转而研究亚洲史的，这个"大胆"的转变福乎祸乎小子不敢妄议，在周先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北大全盘苏化，按照苏式教学计划安排授课，原来周先生与丁先生是合开国史的，便改行去教亚洲史，以后编亚洲各国史教材，周先生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则归丁先生负责，"他完成了几篇颇有水平、当时很受重视的亚洲近代史论文，但由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含冤而死，未及出书"，周先生呢，只是"直到70年代中期梁效成员受政治审查，我才坠欢重拾，又接触魏晋南北朝史"。

丁先生是怎么死的?周先生婉约微讽，有这么一段自伤自哀的回忆："1957年从'引蛇出洞'搞起来的反右派斗争，是解放后知识分子遭受的第一次大灾难。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但当涉及自己亲近的人时，不免真情流露。在批判亚洲史教研室青年教师夏应元的会上，我发言说他'辜负了党的培养和我的期望"，随之落泪。好友丁则良在北大含冤自杀，我因须开会不能送葬，在他停灵处绕棺一周以示告别。作为北大民盟支部负责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会。丁则良到苏联开会，根本未参加整风鸣放，毫无可抓辫子的言论，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我在大会上只能批判他'辜负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会上受到'温情'与'立场不坚定'的批评。只有翦老，在会上听到我绕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对丁则良是真有感情啊!'当时心想翦老还有人情味"。有"人情味"的翦伯赞先生，后来也只能效丁先生的玉石皆焚。丁先生那年自殒不过42岁。他是清华抗战前历史系的毕业生，曾在西南联大、昆明师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任教，并曾在伦敦大学作研究，后来院校调整，被发配去了东北人民大学，周先生说两人共治亚洲史，那是他回到了北大(与清华历史系合并了)的事情，不久也就自沉未名湖。学人之难，于乱世为常情，令今天人们艳羡不已的徜徉于北大未名湖边的学子未必知晓湖上故事吧。1

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我没有读过丁先生的大作，相信知道有过历史学家丁先生的历史系学子不会更多；我们也没有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去年出版的1957年《思忆文丛》仿佛也没人提到过丁先生，许是人太多了吧，比如石挥和储安平怎么死的?就没人知道。再说北大，也是历史系出身的程贤策是怀揣了烈酒和敌敌畏进了香山深处，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受了伤的，汪曾祺先生喃喃："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受了惊吓的，则如周先生等，名在舒芜《四皓新咏》中，他如冯友兰、魏建功诸先生，以冯先生之倒孔、魏先生诠释《乡党篇》，进退失据，终是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