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加藤繁是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之一，被誉为日本近代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他于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奥谷町一个士族家庭，为旧松江藩士内田家的四男。他的长兄即为收集和研究歌川广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时的实业家内田实。1岁时，加藤繁成为旧松江藩士加藤家的养子，年长后入读松江中学，在此读书因受到三宅雪岭的支那研究论吸引而立志治东洋史。1901年加藤繁来到东京，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国民英学会是由美国英语教育家弗兰德里克·W·埃斯托莱克（号东湖，1858.1.22-1905.2.18）与日本英语教育家矶边弥一郎（1861.3.17-1931.4.23）于1888年2月共同创立。尽管它招收的对象为未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等正规学校的生徒，但拥有英语学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学校教授）等优秀的教员，教学质量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诗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记者）、辻润（诗人 ）、福士幸次郎（诗人）、物集高量（国文学者）等人，早年都曾在国民英学会学习。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

1902年9月，加藤繁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史学科的支那史学科就读，师从东洋史学先驱白鸟库吉。同时因受到日本经济史学先驱内田银蔵（时任东帝大讲师）有关日本土地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加藤繁选择了当时日本东洋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无人问津的“中国经济史”作为大学专攻。学习期间，因日俄战争的发生曾一度休学，随后继续学习，190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毕业。1907年秋加入当时日本政府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担任“事务嘱讬员”，参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的有关土地制度、产业、法制的调查及参与《清国行政法》等编纂修订工作，历经8年，至1915年结束。随后任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国留学生总讲习等职。

1917任庆应大学讲师,1920任庆应大学教授；1925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该书而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翌年出版《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下两卷对学术界的贡献而被授予日本学士院第17届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奖中最权威学术奖）。虽然当时加藤繁仅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他以其名重一时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东京帝国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三剑客（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和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三导师（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东帝大经过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岁时成为东帝大教授，担任东洋史讲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于东帝大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著述活动。

由于加藤繁较早在日本国粹主义者蓑田胸喜主办的《原理日本》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于194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绝对的忠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国史观。为此，1945年日本战败后加藤繁受到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骂他是国粹主义者。尽管如此，日本东洋史学界普遍认为：加藤繁没有将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带入学术研究中，能够将政治与学术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他基于文献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的客观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开拓性贡献斐然，以致影响广泛和深远。

加藤繁还擅长绘画评论和俳句创作，死后的1962年，其生前创作的俳句汇集为《句集》出版。他于1946年3月7日在静冈县去世，葬在著名的东京郊外多磨村公园墓地“多磨陵园”

学术研究

史学观及其方法

加藤繁作品

加藤繁博士推崇19世纪历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以及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对加藤繁有深刻影响。加藤繁博士的基本观点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即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到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做出解释。加藤繁博士采用广泛搜集史实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本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

文化观

加藤繁作品

加藤繁博士对万世一系的日本与易姓革命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后将日本文化定位为“忠诚”文化，将中国文化定位为“革命”文化。这种文化观在他于1922年与吉野作造（1878.1.29 - 1933.3.18）共著的《支那革命史》中表露无遗。这种文化观是他于1943年出版的《绝对的忠诚》一书中号召日本国民誓死忠诚天皇的思想源流之一。

学问观

加藤繁作品

学问是天下公器，因此没有国界。日本学者中鸣敏先生回忆在做学生时，曾向其师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国经济史开山鼻祖）抱怨说：“像搞（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厉色地回答说：“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此语极有气魄，事实也确实如此。

北朝均田制研究

加藤繁博

北朝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是20世纪日本中国史学界的又一大课题，研究之盛，论著之多，远远超过了西晋占田、课田制的研究。最初涉及这一课题的是内藤湖南和加藤繁。两者都只是作了概述，认为这一制度是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均田农民的身份问题，在战后成为中国史分期论战的重要标的。关于这一问题，战前其实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意见。意见大致有三种，即自耕农说、农奴（非佃农）说、国家佃农（国家农奴）说。主张均田农民为自耕农的是加藤繁。加藤先在《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一文中认为，均田制旨在防止土地兼并之弊，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后来在新稿中对旧稿略作修正，明确提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一方面容忍豪族、官僚驱使奴仆（奴隶）从事经营的大土地所有制存在，阻止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力图维持中等程度以下的大多数自耕农民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维持自耕农的制度。而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兼并加速，庄园大量出现，以前的奴仆变成了被称为客户、庄户、佃户的佃农，中国社会在唐末进入了庄园一佃户的时代。加藤的这种想法战后为弟子前田直典所继承，成为唐末以后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