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吕库古传》是研究希腊历史、尤其是斯巴达历史不可不读的重要历史文献，历来为后世史学家——包括哲学史家和教育史家所重视。例如，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大段引用了《吕库古传》中的资料，几乎所有的教育史著作在叙述斯巴达教育时都参考了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中的记载。可以说，《吕库古传》现已成为人们研究斯巴达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意义

阅读《吕库古传》使我们确信，斯巴达教育属于非常古老的人类教育类型。研究斯巴达教育，可以“使我们追溯到这样的时代，即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如相同的年龄、性别、职业、图腾），为能抗拒自己周围不可捉摸的世界的神秘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总要在部落内部组成一些相互从属的群体，任何人不敢轻易进入或离开这种群体。由于条件改变而引起的群体变化，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典礼仪式，把人们纳入新的群体，在这种纳入仪式中，尤其重要又极其普遍的是男童青春期的纳入仪式。” 正像博伊德和金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迫使自己接受斯巴达人尚带有人类早期生活中那些极其原始的生活习俗的原型这一结论，我们就不能研究保守的斯巴达教育制度。 斯巴达生活中那些显著特征，原为希腊人所公有，但斯巴达人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墨守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些古老生活方式，从而为后世保留了一个早期人类教育的典型。但许多人显然是把斯巴达人中那些近于史前人类生活的惯例的生活特征都归于一次特别的法令，其谬误已为上述两位史家所指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斯巴达人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他们自己时代的德性的。

作者简介

普鲁塔克(约46—约120)，出生于希腊中部贝奥提亚地区一个名叫凯罗涅亚的小镇。其父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历史学者，这给普鲁塔克很大影响。普鲁塔克少年游学于雅典，拜逍遥派哲学家为师，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毕达哥拉斯各派学说之长，获得广泛而充分的文化教养。

普鲁塔克一生担任过许多公职，在潜心著作的同时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他是古代多产作家之一，其著述共有277种，除去其中130种已散失，另一部分为伪书外，保存至今的尚有100多种，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作《道德论丛》，约60篇，包罗有关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政治、科学、文艺各方面的论述。另一类称作《名人传》，包括现存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50篇。两类著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一个向我们表明古代世界在行动领域里取得什么成就，一个向我们说明古代世界在思想领域里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虽然普鲁塔克撰述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发挥和宣扬他的伦理思想，但使他名垂千古的却是《名人传》而不是《道德论丛》。《名人传》以古代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希腊罗马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普鲁塔克纯朴、清晰、晓畅的文体，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及行文中缀嵌的奇闻逸事和隽语名言，使他的《名人传》赢得一代代读者的赞赏，成为西方世界流传最广的经典著作之一，尤其文艺

复兴以后，《名人传》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影响日益扩大，几乎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经典名著。像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培根、拿破仑、贝多芬、歌德、希勒、尼采……都十分喜爱普鲁塔克的著作 。

普鲁塔克在为吕库古树碑立传的过程中，详述了斯巴达在培养德性方面的各种做法，这些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使斯巴达人的生活教育化，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德性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主要内容

斯巴达人极力维护社会成员内部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权利，竭力防止两极分化，以求整个民族在稳定和团结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人类早年求生本能的反映。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生存需要作基础，所谓的吕库古立法就不可实现。吕库古立法主要有三项内容： （1）创建了由28人组成的元老院。普鲁塔克在论述创建元老院的意义时引用柏拉图的话说，由于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2）重新分配土地。当时斯巴达人的两极分化已趋严重，“在这方面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城邦因充满了贫穷的、无依无靠的人而负担沉重，而财富却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决心要消除骄横、嫉妒、罪行、奢侈以及那更加根深蒂固地折磨着国家的弊病：贫与富。他说服了同胞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一整块，然后重新加以分配；劝说他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们确信在人与人之间除了那种因行径卑贱而遭到谴责和因行为高尚而备受赞扬的区别以外，是不存在其它差别和不平等的。”

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吕库古还分配了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他看出人们是不容忍自己的财产直接从身边被取走的，于是，就采取了另一种方法：用政治谋略去克服他们的贪婪。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银货币，规定只准使用铁币，这种铁币易碎，币值甚小，一大堆沉重的铁币只有些微的价值，它们“即不便收藏，也不值得收藏，不，甚至切成碎片也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有谁要去偷窃它呢？” 所以这种铁币通行的时候，许多罪恶都从斯巴达消失了。” 当然，消失的不仅有罪恶，也有新兴的文明的萌芽，这是普鲁塔克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的。他说：“因为没有货币，就不可能购买外国货物或古玩摆设；航海商旅就不再将货物运入斯巴达的港口；修辞学教师就不再涉足拉科尼亚的土地，就再没有流窜四方的占卜者，再没有蓄养妓女的人，再没有金匠和银匠。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 无须说得，取消了“奢侈”这类一般道德家视为“恶”的东西，也就取消了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当然，这也是普鲁塔克所不能理解的。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为了更进一步地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吕库古采取了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即公共食堂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相互结伴共进三餐，饮用同样的、指定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仆人和厨子侍候自己，像贪婪的动物，在昏暗中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并且需要长时间的睡眠、热水浴、充裕的休息，这一切不仅毁坏了他们的性格，而且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基于此，普鲁塔克由衷地称赞公餐制“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伟大的成就。”

在普鲁塔克看来，吕库古的这三项措施从根本上涵育了斯巴达人的德性——元老院带来了政治上的节制和稳定，重新分配土地和流动资产从根本上消除了贫富不均这一社会痼疾，养成了斯巴达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的高尚精神；公餐制不仅使得财富成了不再引人产生欲望的对象，而且使公共食堂成了涵育简朴、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

吕库古制定的这些法律没有一条是写成文字的。普鲁塔克说，一方面确有神谕禁止他这样做，而他自己觉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的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们的习惯和训练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的力量，教育对于每个青年来说，就起着立法者的职能……吕库古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担负起立法的功能。 用教育代立法，或者，把教育与立法紧密结合起来，运用教育的力量去促进立法执法工作，确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不过，吕库古当年是否像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神谕或对教育的自觉认识而不制定成文法，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也应明确，像公餐制这样特殊的制度并不是一个人的立法就能确立的，从普鲁塔克自己的叙述来看 ，它确是一种古老的社会风俗，而非一次人为的立法活动就能规定和长期实行起来的。

斯巴达教育中的许多因素，都是从原始部落生活风俗中沿袭下来的。例如斯巴达国家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就反映了妇女在人类早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过去我们只注意这一现象的健康方面，而很少指出它实际上是史前社会的一种十分落后的遗存。不过，这种在时间意义讲非常“落后”或原始的教育，确是令人怀念和想往的：那时的教育与生活水乳交融，互不隔离，它不仅是自然的、平等的，而且是诗意的、智慧的，它在两性自然平等的发展中，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如两性相互激励等。普鲁塔克说，吕库古让少女儿同青年男子一样习惯于运动时只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在某些欢庆节里舞蹈、唱歌，青年男子则在四旁观看。她们时而善意地揶揄和挑剔那些行为失检的青年男子，时而歌颂那些表现出高贵品质的人，以激励起青年男子们的豪情壮志。 普鲁塔克说，少女们衣着虽少——她们参加节日游行或体育竞赛时，半裸着身体出现在青年男子的众目睽睽之下——却丝毫不失体面，因为轻浮放荡已一扫而尽，伴随着她们的是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同时，这也给女性们体验到了一种高尚的情操，因为她们感到在勇气和抱负这个领域里，自己也占有一席之地。 普鲁塔克还详细描述了斯巴达人古朴原始的婚姻风习 ，他认为这种婚姻生活锻炼了斯巴达人自我克制和节制的能力。作者的许多叙述无疑是些溢美之词，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古人从衣、食、色等基本方面，自我束缚、自我塑造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些重要信息。

普鲁塔克不仅从宏观方面为我们描绘了斯巴达教育的社会历史画面，而且还对斯巴达人如何培养合格社会成员作了非常具体生动的叙述。下面我们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看斯巴达是如何培养理想德性的。

普鲁塔克说，吕库古把教育看作是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他追根溯源，从精心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开始培养下一代的工作。在这里，普鲁塔克显然又是把斯巴达人的一些风俗归结为个人立法。根据他的记载，斯巴达人当时在婚姻生活中还有公妻制的成分，但他强调指出：“那时在婚姻关系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于得到健壮的体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远不同于后日人们归咎于妇女的那种放荡和淫乱。 他举例说，一个年老而妻少的人，如果他看上并器重一位俊美高贵的青年，就可以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让他们生子并给予抚养。一个受人尊敬的男子如发现一位妇女给自己的丈夫生下了健美的孩子且举止端庄而得到自己丈夫的赞美和爱慕，他就可以征得那妇女丈夫的同意，得到她的欢心。这样，高贵的种子就播进了能够结出美丽果实的土壤里。吕库古不把孩子看作父亲的特殊财产，而是国家的公共财富。因此，他不愿本邦的公民由随意结合的父母所生，而希望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们的后代。他认为人类制定的许多法律是愚蠢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雄性配种，不惜金钱和利用私人交谊；但是，他们却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为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仿佛血统低劣的子女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抚养他们的那些人的低劣、而血统优秀的孩子也不首先反映出占有和抚养他们的那些人的优秀品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