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述

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至220年），到 黄初年间（220至226年） 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 建安以前，曹操集团不过是当时割据局面下的群雄之一。曹操迎 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 官渡之战，打败 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虽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即留一部分军队在那里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 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 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 领军将军并 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那时曹操刚做 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 许褚， 官职为武卫 中郎将，后迁 武卫将军。曹魏作 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 中坚二营，归 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 骁骑， 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 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 中坚、 骁骑、 游击等新 五营，归 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 五校地位已不如 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 四征 四镇将军之号，又置 大将军 都督中外诸军，位 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 四征四镇，是指 征东将军、 征南将军、 征西将军、 征北将军与 镇东将军、 镇南将军、 镇西将军、 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 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 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 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 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 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 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 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 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 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 大将军——|

|——外军- 都督诸州军事

除了中军与外军，曹魏政权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 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 丞相 主簿 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帅。”州郡兵以守备本州郡为职，必要时也应调出征。州郡兵地位比中军、外军低，“州郡 都督不与中外军同……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晋书.段灼传》），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 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三国志.魏志. 杜恕传》）。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但 陈傅良对此又疏漏了。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 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 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 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 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 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 屯田客不服 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 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 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

曹魏兵制的变化与州郡领兵制

募兵方式的出现

两汉时期实行征兵制,男子都有服 兵役的义务。普遍义务兵制组成军队的方式是征发,即由应服 兵役者集中于郡,然后编成部伍,赴京或边。但征发的兵老幼不齐,战斗能力不一,故在征发的基础上而有交钱代役的措施。西汉武帝时,开始有募兵出现,只是当时尚未形成为主要的集兵方式。汉武帝所置 八校尉,“大抵即募习知胡、越的人来充任。此后有事,即常常募兵”。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募兵仍然只是个别的非主流的现象。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才于 建武七年(公元37年)三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 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从此,意味着废除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遍进行军事训练的制度,使征兵制失去了基础,不得不代之以 募兵制。由征兵制到 募兵制的转变,就发生了由义务兵到职业兵的巨变;还逐步萌发了太守、刺史掌握兵权和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的固定化;从而为州牧制的产生、州郡领兵制的出现和兵士私家化的过程准备了条件。

曹魏兵士的来源与世兵制的初步确立

汉末三国之际,召募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集兵方式。曹操之兵,更主要由召募而来,其部下将领之兵,也几乎全部为募兵。 如前所述, 募兵制下的集兵方式主要是召募(或曰招募),而不再是征发。召募这种集兵方式,自西汉武帝时开始萌芽以后,到了汉末、曹魏之际,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集兵方式。如果说《后汉书·皇甫嵩传》所载他所统帅的用以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军队,还是“发 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的征发与召募相结合的方式的话,那么大将军 何进的兵,就主要是通过召募而来的。他先后曾派鲍勋之父 鲍信到东方诸郡“所在募兵”;派 张辽“诣河北募兵,得千余人”;派 张杨“归本州募兵,得千余人”;派 都尉毋 丘毅“诣丹阳募兵”。其他如 吕布之兵,系由杀 丁原“并其兵众”而来; 董卓之兵也有不少原是 何进、何苗的部曲,由于二人死,“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

至于曹操之兵,更明显主要是由召募而来的。

史称: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祖(指曹操)至 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然而曹操的所谓“义兵”是怎样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曰:“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太祖兵少,乃与夏侯忄享等诣扬州募兵,刺史 陈温、太守 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　、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同书又云:“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 青州黄巾百万人入兖州,杀任城相 郑遂,转入东平。……鲍信乃与州吏 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 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 青州兵。”这里的“ 青州兵”,虽然是打败了农民起义军以后强制收编的,却不同于征发方式来的兵,本质上应属于召募类型。从曹操后来对 青州兵不解散其原来的编制系统和多方给予优待的情况来看,曹操在收编这支“青州兵”时,多少贯彻了自愿的原则,故不同于征发义务兵。

《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云:“(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 别部司马,行 厉锋校尉。”曹仁最初的兵,是自愿组合的,显系召募而来,不过是私人性的召募而已。后来这支军队汇入了曹操的军队,自然增加了曹兵的募兵数量。同书《曹洪传》云:“扬州刺史 陈温与洪善,洪将 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阳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

同书《曹真传》云:“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注引《魏书》曰:“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