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简介

辽代统治的200多年里，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的反抗斗争。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时期，辽代重镇、辽五京之一的东京(今辽阳市)爆发了以大延琳为首的反抗辽廷的起义。此次起义，长达一年，波及今辽宁省的中、东、南部地区，辽圣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辽起义。[1]

起义原因

辽朝在圣宗、兴宗时期，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封建化，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并且各地的封建化程度很不平衡。辽代的重要地区东京(今辽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部族制和头下军州制(部族制是辽统治者在游牧民族聚居地区，把契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重新改编以后实行的地方统治制度。头下军州制是契丹统治者仿照中原地区州县制的形式，把打仗俘虏来的人口转为农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的建立，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在这一地区实行。这就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使辽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更为错综复杂，辽统治者对各族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不断加深。这种经济、政治及社会情况，必然会引起各族人民的反辽斗争。

东京大延琳反辽起义，除了前述的根本原因之外，还有直接原因，也就是具体原因。一是反对征收商税。辽代初年，对东京地区的贸易、煮盐、制酒等业征税较少。辽东京地方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来，没有实行酒专卖和关于盐税等方面的法令。但到了辽中叶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相继按照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税法征收。这实际上是把外地征税之法引进了渤海人聚居之地，并苛征暴敛，民不堪命。二是反对奴役。辽太平九年(1029年)，燕京地区发生大灾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强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运者，把辽东的粮米运到燕地，赈济那里的灾民。当时是从海路运粮至燕地的。而这条海路艰险难行，常有海难发生，造成船沉人死粮损的后果。老百姓虽然如实向官府秉告这种情况，但主持此事的官员并不相信，还拷打驱逼民众，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海上运输，导致“民怨思乱”。三是反对韩绍勋等依照燕地之例向辽东地区各族农民征收土地税。早在辽开泰元年(公元1021年)，贵德、双、辽、同等辽东州县已经开始征收商税。据《辽史·食货志》载：“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 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约，其民痛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从这段记载可知，引起人民反抗的原因不仅仅是依燕地平山之法在辽东征商税，而主要是反对韩绍勋等依燕地之例向辽东地区各族农民征收土地税。因此，大延琳起兵后，先杀掉在东京首先征农业税的韩绍勋和主张运辽东粮去燕地的王嘉，“以快其众”。正因为韩、王二人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才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所以各族农民起义就是很自然地事情了。

由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所致，辽圣宗太平九年(公元1029年)八月初三日，渤海贵族大延琳，乘机组织人民起义，占领了东京。[1]

起义经过

这次反辽起义军的首领是大延琳。他是渤海族人，唐渤海郡王大祚荣的七代孙。在辽圣宗朝中叶，任辽廷东京舍利军详稳。

大延琳在东京起兵之前，有较为详细的行动计划。他曾与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商议起兵事宜，主要内容是，大延琳自己控制辽东京城，并以此为基地和依托，再向四面发展；并秘密派人到北方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的黄翩联系，去保州(鸭绿江东岸)联络渤海太保夏行美，意在约他们起义响应，共同起兵，反对辽朝。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大延琳的良好愿望而已，均都落了空。大延琳错误地估计了黄翩及所派使者的政治态度。黄翩时任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兵马都部署，这个都部署衙门，是辽控制东北方边境以内各民族的一个重要军事机构，黄翩是这个机构的主要长官。黄翩在担任此职之前，曾率兵深入女真地区，俘获许多人口和牲畜。可见他是效命辽廷的人物。黄翩在就任兵马都部署后，又在浑同江及疏沐河之间，建立城堡，加强了对女真的控制。这说明，黄翩担任着主要官职和管辖着重要地区。如果他能像大延琳所设想的那样参加起义，就会使地位次仅于东京的黄龙府控制在起义军手里。同时也会使在黄龙府控制下的女真族摆脱辽廷，乘势进行反辽斗争。这就形成了从南、北两面夹击辽朝的态势，无疑是有利于东京起义军及整个反辽斗争的。但出乎大延琳意料，王道平夜间越城出去后，与派往黄龙府的使者一起，到辽圣宗驻把黑岭(时辽圣宗正于此处打猎)告变。大延琳联络黄翩的计划终成泡影。由于辽廷得到了大延琳起事的情报，立即征调诸道之兵，准备镇压。在这些军队未到之前，因辽国舅详稳肖匹敌之驻地接近东京，便命他首先率本营之兵与家丁，抢占要害之地，防止大延琳西进，威胁在东京西方的辽朝都城上京。

大延琳在派人去联络黄翩的同时，去保州(鸭绿江东岸)联络夏行美，约他共同起兵反辽，但也未成功。夏行美在接到大延琳的密信后，不仅没有谋取其统帅耶律蒲古，反而将密信交与他，又诱杀了所谓“贼王”百入。耶律蒲古得到密信后杀了保州当地800名渤海兵，,目的是防止当地渤海兵起义响应。从而断绝了大延琳的东路，,阻碍大延琳与高丽的联系。大延琳联络黄翩、夏行美共同起义告吹。

大延琳起兵占领东京后，杀了户都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萧孝先及其妻南阳公主。并自立为帝，国号兴辽，年号天庆。

大延琳占领东京城后海州(今辽宁海城市)、宁州(今辽宁熊岳城西南35公里处)、禄州(今吉林临江县)等地起义响应。南、北女真皆提前起义。但由于东京起义军之东、西方要冲皆被辽军控制，这就影响了起义军的发展和进势。大延琳为解决东方辽军之威胁，想得到高丽的支援，曾派大府丞高吉德前去离丽国，告诉对方大延琳巳兴辽建国，望对方给予援助。高丽派兵攻鸭绿江东辽军，战败而退。起义军在东部战线无进展，威胁未有解除。

起义军在东、西两路均无进展的情况下，大延琳决定向北方进攻，攻击的目标是辽军占据的沈州(今沈阳)。《辽史·圣宗纪》记载了此次攻沈之战：“其节度使肖王六初至，其副将张杰声言欲降，故无急攻。及知其诈，而已有备，攻之不克而还”。这次战斗，由于起义军中了守城辽军的缓兵之计，未有战果就返还。

这样，东京起义军在东、西、北三个主要方向军事动作均无进展，只好采取守势，退保东京，固守孤城，很快陷入被动局面。而辽廷则采取了攻势。“及诸道兵次第皆至，延琳婴城固守”(《辽史·圣宗纪》)。

同年十月一日，辽廷以南京留守肖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肖匹敌为副都统，奚六部大王肖蒲奴为都监，率领包括皇帝侍卫在内的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围攻起义军。

诸道官兵陆续到达，会聚一起，两军进行交战。起义军与辽军先战于蒲水(今蒲河)，起义军击退对方中军。但却受到肖匹敌、肖蒲奴所率的左、右两路军的夹击，战败溃退。得势的辽军得以控制大延琳义军通往女真、高丽的交通要道，阻止了外地的增援。义军退至手山(即首山，位于辽阳城西南7.5公里)之北，再次与辽军交战，又失利。退入东京城中，“深沟自卫”。首山之战失利，是大延琳起义军迅速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辽军遂进兵东京城下，并包围了东京城。辽军还在城的西面五里处修筑重城，建起高台，坐困义军，使城内人不能与外界相通，得不到人员与物资的接济。因为辽军在进攻起义军之前，已派兵“据高丽、女真要冲，使不能求援”。在辽军围攻东京城时，辽廷又派肖蒲奴围剿辽东各地起义军，“讨诸叛邑，平吼山贼，延琳坚守不敢出”(《辽史·肖蒲奴传》)。东京城内的守军已孤立无援了。

大延琳率起义军坚持守城，因无柴可烧，起义军只好以拆屋之木料当燃料用。到太平十年(1030年)二月，由于守城者放松了警惕，竟使囚禁在城中的辽东京留守肖孝先及其妻，穴地出城逃走。南阳公主走在后面，被城上守卫者发现，捉回。

辽太平十年(1030年)八月二十五日，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东京将杨详世密送款，夜开南门纳辽军“，东京城被辽军攻占，大延琳被俘。海州城起义军，坚持战斗一年多，在得知其他地方的起义军首领皆战败被俘后，也投降了。至此，大延琳领导的东京起义失败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