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朱铃，1929年9月出生于江苏南通，曾祖父是医生，祖父是一个读书人，到祖父这一辈时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父亲朱伯晖十三、四岁时外出当学徒，由于勤奋后来当了总管，家里逐渐富裕起来。抗战爆发后，南通的一些地主官僚蠢蠢欲动，组织维持会，他父亲没有参加而是回到家乡。日寇侵占南通后，他父亲仍不肯出面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全家迁往上海，自营粮店，1948年家里经济境况达到鼎盛，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开有商号、栈房、油坊与面粉厂，解放后公私合营直至被国家赎买。

朱铃家共有兄弟姐妹7人，是个大家庭。他在南通上到小学二年级，随全家迁到上海，1938年起在上海彼得小学、古柏小学、正光中学、育群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学，1948年在教会办的东吴大学语文系念一年级，第二年转入燕京大学语文系念二年级，1950年转新闻系念三、四年级，1952年9月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当时的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助教。

燕京大学是1916年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 该校的新闻系是全校著名的系科之一，司徒雷登曾不无自豪地称赞：“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机构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学生，他们在中国的报纸编辑人员中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燕京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朱铃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专业知识的教育。

朱铃上中学和大学时期是中国时局急剧动荡的时期，他的世界观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

他从小爱好文艺，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准备学文学。由于长久处于敌人的压迫之下，在初中时他就产生了爱国思想，但这时他对政治是看不清楚的，也曾很崇拜蒋介石。到了高中，他参加了学校的社会活动，任学艺干事，后任组长。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朱铃对它由尊敬而变成憎恨。这段时间，他看了“延安归来”，“吴满有”，《观察》等文章，对共产党渐渐产生了好感。他的大姐夫和一个堂哥早年参加了革命，在新四军里工作，从他们身上，他知道共产党员能吃苦。

上大学后，社会活动更多了。他思想活跃，富于激情，曾任出版股股长，苏州学联学习干事，系通讯员，系政治课互助小组长，燕大学生会执委。北京解放后，他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公安第一师业余学校文化教员工作，因联系群众较好，工作负责任，部队负责同志建议燕大团总支予以表扬。由于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又通过接近解放军，加之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丑态毕露，他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转变，1949年11月，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任文学院分支副书记。

入团后，在党团的教育帮助下，他学习了政治书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初步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道理。了解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党领导的，他过去只以为解放战争是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黑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走到一个光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她将引导我们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三年来的事实教育了他，抗美援朝的胜利，前苏联及我国建设的成就，使他看到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党更加热爱，坚定了他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心，也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毕业前夕，他参加了江西省东乡县土改工作。通过参加土改，参加实际斗争，看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尖锐，他希望从一个后备军变为先锋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还具体表现在行动上。在参加土改中，在丈田时，他第一个带头赤脚下到田里丈量。村里的水坝倒了，他和村民一起，立即进行抢修。他和村民一起熬夜工作，极力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喜欢他们身上的真诚、坦白，跟他们一起感到很愉快。因此，在毕业分配工作时，他不愿意留在大学教书，想回到工农兵中去。土改回校后不久，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对剥削阶级家庭的深刻认识，从思想上划清了界限，对共产主义怀有执著的信念，在大学毕业前夕，他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中国共产党先锋队战士，朱铃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的质的飞跃。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是火热的革命斗争，帮助推动这位热血青年完成了这种转变。

朱铃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我们是背负着一个改造社会的使命，共产党员应该到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大学毕业时，系里对他的工作考虑是：中文根底甚好，宜从事新闻工作及文艺工作，本系拟留其在系内担任助教工作。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委员会也同意系的意见。而他本人的工作志愿是：中学国文教员，工农速成中学，工厂、农村、部队文艺工作。工作地区是陕北、东北或边疆。最后，他服从分配，来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助教。

朱铃从事的工作并非所学之长，他所学和热爱的文学、新闻一样也没有用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马列主义教师和学生辅导员。他怀着火一样的热情，努力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视力不好，他不顾，非常勤奋，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他进步很快。他把一讲课的内容写下来，背下来，原原本本讲出来，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作为辅导员，他和学生搞“三同”，当时全校都是这样，同吃同住同上课，同上一部分课，他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他还负责教研室秘书工作，系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办校报，写文章，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从不推托，从不讲价钱，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完成好，而且一贯如此。

1954年，学校推荐他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深造两年。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后来终身从事这项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回校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后来，由于运动比较多，而马列主义教师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所以，他一面讲学，一面深入工厂农村实际，从事调查研究和思想改造工作。1960年，他下放到唐山韩城公社劳动锻炼，1965年他又参加四川峨眉农村“社教”。这些深入实际的经历，丰富了他的讲课内容，受到学生的极大欢迎。

在“文革”中，由于我党在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政治理论上出现了“左”的倾向，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朱铃也讲过一些错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上通过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这时已年过半百的朱铃，来不及沉迷于过去的得失，也没有消极地去总结过去的教训，而是欣然地站在三尺讲台上，继续从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他的身影还出现在农村、工厂、矿山、劳教场所，把爱国主义的种子撒播到无数人的心灵。他重新焕发了青春。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已不比二三十年前，朱铃遇到了很多新问题。但是，他开动脑筋，发扬我党从事思想工作的好传统，根据新时期大学生的特点，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的讲课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他的事业也达到了辉煌。

用理论联系实际赢得青年学生的心

八十年代，社会上自由化思潮盛行，许多学生对马列主义理论课不感兴趣，一些教师认为政治理论课难讲，有些人想转行，马列主义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朱铃深感忧虑。他在想，在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员都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一批又一批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已经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倒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赢得青年的心？他向党组织表示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国革命史课讲好，讲得学生喜欢听，这件事做不好，死不瞑目！

他经过思考分析后认为，不是青年不需要马列，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用马列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埋怨学生，也没有用点名、排位置、突然性测验的方法，而是先从自身做起，他率先对课程进行改革。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讲空洞理论。他利用各种形式，了解学生的思想脉搏，每学期开始他都要让学生提问题，从课程内容到时事政治、学习、生活等等，他从中选择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结合讲解，收到良好效果。学生说：“我们在想什么，朱老师就讲什么。”他们愿意听，也听得进去。有的女学生胳膊里夹着小说进课堂，朱老师开讲以后，她们的小说慢慢看不下去了，思路跟着老师的讲述转动，一节课后，他们觉得朱老师讲的中国革命史课，比看小说更有意思。他还组织学生到峨眉山市的农村作调查，让他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中，感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接受生动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