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经过

人文科学研究所从其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成立的1929年算起，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东方文化研究所创办的初期称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是以庚子赔款为基础，在外务省的援助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配合东京的研究机构而成立的。由此可知在昭和初期，以京都大学文学部为中心的所谓“京都中国学”的研究，便颇受到当时学术界重视，而该所自始所创刊的《东方学》杂志连续至今，有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基础。1930年研究所新屋落成时，专任的研究员不过八名而已，不久就扩大到连特约研究员在内约有三十名之多。

中日战争爆发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于1938年更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又在1939年8月，改成京都大学附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其宗旨是从事有关东亚人文科的综合研究。当时的编制是教授三名，副教授六名，事实上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只有教授一名，副教授四名。战争结束后，人文科学研究所迈进了新的方向，研究对象，由局限于亚洲而推广到整个世界，并且合并东方文化研究所及接管西洋文化研究所，而在1948年重建成名符其实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战后的研究所设十一个讲座，分为日本、东方及西洋三个部门，同时进行个别研究与共同研究，变成大规模的研究机构。战后初期，主要的研究成果仍是继续原来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中国古典研究及考古学调查。因之，被称为是日本“中国学的发源地”。1965年以附属机构的形态成立“东洋学文献中心”。这个中心除了以研究所收藏的丰富的汉学资料编成各种目录之外，还将各种书籍提供给国内外的研究者使用，专任的职员有八名。1975年该所改建原在东一条的房舍，扩充成比原来大四倍的建筑，使研究活动更为方便。

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社会改革及大众传播的发达等，给予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大帮助。人文科学研究所亦视此发展为己任。不管是共同研究或所员的个别研究，均有其卓越的成就。共同研究的成果如桑原武夫编《庐梭研究》（1951），井上清、渡边彻同编《美国骚动的研究》（1952），贝冢茂树编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1968）等。其他期刊的发行、目录及资料集的编制，以及个人研究的成果等等不胜枚举。

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了共同研究的需要，往往也向其他的研究机构要求研究的协助者，通常都有比专任研究员二倍以的访问研究者，并参加研究会，在1978年又新设立了以“比较文化”为主题的客座研究部门。加上东洋学文献中心的成立，使国内外到访的学者不断地增加，有的以客座教授、或受聘教授、或外国人进修者的身份参与共同研究。因此，人文科学研究所不只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有很高的评价，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之一。

研究状况

自1979年至1980年间，该所的研究状况如下：

共同研究

1.先秦时代文物之研究 负责者：林已奈夫

这项研究计划预计在1980年完成。曾举办《周礼》的讨论会及研究发表会。

讨论会从春官大宗伯到瑞典，由上山春平、林已奈夫、富谷至、池田秀三及江村治树等人担任。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如下：

林已奈夫：殷周时代祭祀用酒器的用法。

桥本敬造：先秦时代之星名与星象。

秋山进午：近年发现之铜鼓与墓葬。

江林治树：战国秦汉简牍文字的变迁。

杉本宪司：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介绍

饭岛武次：二里头文化与夏朝问题。

池田秀三：周礼疏序译注

2.大陆出土战国时代文物之研究 负责者： 林已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