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和印度社会文化的发展，印度思想界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一系列发展变化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我国学术界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有见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现在，笔者不揣浅陋，来探讨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新发展，是抛砖引玉，以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因为这个问题对印度来说太重要了，关系到印度今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首先，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民族遭受长期的奴役和剥削，民族启蒙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使印度人民觉醒起来，人民要求殖民主义者撤出印度，给印度以独立；其次，独立运动中的穆斯林领袖已经脱离了国大党，成立了教派组织，要求建立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战斗色彩，具有两个鲜明的指向：第一，指向英国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因而说它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指向国内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要求建立印度教国家，因而说它是印度教的。此外，它还有一个隐含的指向，那就是甘地、尼赫鲁等极力提倡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实践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的强硬派还主张暴力，积极参加了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教派大仇杀和1948年刺杀圣雄甘地等活动。所以，学界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教派主义等同起来。

印度独立后的尼赫鲁时期（1947—1965），由于教派主义的名声很坏，也由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一批独立运动领导人具有崇高的威望，加上甘地主义和尼赫鲁思想深入人心，印度教民族主义受到抑制，没有爆发的机会。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思想“是在西方近代世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以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为指导，以印度现代社会的国情为依据，以国家的统一和改善民众生活为根本宗旨，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世俗主义学说。”[2]他强调必须把印度建成一个世俗的国家，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不给任何教团以特权。他还批判教派主义，认为教派主义的危害在于破坏国家的统一，破坏民主，反对社会和经济改革，并煽动暴力制造冲突。由于尼赫鲁坚持世俗主义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也有力地抑制了教派主义思想和教派冲突。

但是，到尼赫鲁执政的末期，印度的教派主义逐渐抬头，教派冲突日益增加，而到了后尼赫鲁时期（1966—1990），教派主义则大举回潮，教派冲突也更加激烈。印度教派主义回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历史原因。印巴分治时的大仇杀为以后的印回冲突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冒头。第二是国际原因。1978年，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伊朗全面伊斯兰化的同时还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公开号召“输出伊斯兰革命”[3]。从那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异常活跃，成为世界政治和安全热点的最大产出地。印度在地缘上紧靠着伊斯兰世界，尤其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滋生，并不时向印度渗透。这就从外部刺激了印度的教派主义情绪。第三是国内原因。政治上，教派主义组织和政党相互利用导致教派冲突。1977年，国大党自独立以来第一次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在教派势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执政危机的出现使国大党为了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不惜违背世俗主义原则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与一些教派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英·甘地和拉·甘地还在某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表违背世俗主义原则的言论[4]。执政党的失误必然导致全国教派主义情绪的增长。经济上，不同教派的利益冲突往往导致教派主义情绪恶性发展。1984年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印回流血冲突的起因就是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争夺铜器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引起的[5]。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是宗教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宗教，也不管它多么温和、宽容，总有排他性。印度教也一样，有温和的一面，也有偏激的一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狭隘的一面；有主张非暴力的一面，也有主张暴力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其偏激、狭隘、主张暴力的一面便会膨胀。教派情绪的激化和教派冲突的加剧与教派主义回潮形成了彼此呼应和互动的关系。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教派主义回潮中起主导作用。

志愿服务团

1925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坚定追随者K·B·海德盖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1889—1940）组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印度独立后虽三度被禁，但都能东山再起，并迅速发展。原因大约有三：第一，印度是一个实行西方式民主国家，各种言论、主张、组织都可以得到充分理由自由存在；第二，印度社会上存在着该团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那些印度教的顽固派；第三，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使印度传统文化有了空前的危机感，该团的思想正好代表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反抗。

国民志愿服务团培养出许多骨干，并由这些骨干创建了若干个政党和组织，它们被称为“团家族”成员，而该团则被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源泉”。关于该团的发展历史和思想理论，可参见前文提到的朱明忠的论文和邱永辉《印度世俗化研究》一书第六、七两章[6]，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是该团最近几年的思想政治表现。

志愿团第二任“团首领”[7]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在印度独立后调整了斗争矛头，他在《思想集成》一书[8]中提出，国家的危险来自三种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共产主义者，并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萨瓦卡和戈尔瓦卡的思想成为志愿团的指导思想。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一贯声称自己是文化组织，是社会服务组织，但是，从它诞生伊始，就与暴力有密切关系，因而时常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印度改革开放以后，志愿团不大直接出面参与暴力活动，但“团家族”成员却经常在教派冲突中冲锋陷阵。印度1992年出现了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印回教派冲突，即著名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这一事件的操纵者和鼓动者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家族成员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和印度人民党。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到2002年，又引发了古吉拉特邦大规模流血事件，其经过及原因，可参见拙文《2002年印度教派冲突剖析》[9]。除了“寺庙之争”，“团家族”成员还积极参与了一些争夺信徒、捣毁基督教堂等事件。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良影响，也都直接或间接与志愿团有关。

2000年3月10至12日，国民志愿服务团全印代表大会在那格普尔召开。会上推举出新的领导班子。新任（第五任）“团首”为K·S·苏大山（Kuppahally Sitaramaiyya Sudarshan），新任总书记（Sar Karyawah）为莫汉·吉·巴格瓦特（Mohan Ji Bhagvat）。后者在会议闭幕后对记者说：“现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大门将向所有宗教的人们敞开。团将为播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而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团结在印度教特性的范围内。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本也是印度教徒，但他们现在信仰着别的宗教。”“印度教特性这一思想体系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而向人们灌输民族主义精神。”“志愿团第一步要做的是，为揭示印度教社会的真实形象而团结起印度教徒。由于现状的不幸，印度教社会的形象恶化了。第二步要做的是，把其他宗教的人容纳进志愿团。有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原先就与志愿团紧密联系在一起。”[10]这番言论集中反映了该团现行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

3月15日，新任“团首”首次接见印度人民党机关报《组织者》（Organizer）的记者，重申志愿团的宗旨和指导思想。他说：“这（印度）是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印度教国家。其标志是一个祖国、一种文化、共同遗产和多样统一。”“印度正处在过渡期，印度在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必须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行为规范。”“那些反对印度教的势力早已联合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进行一场斗争：印度教社会要崛起，而反对印度教特性的势力要把它压下去。这场摩诃婆罗多（大战）正在进行，一方是支持印度教特性的力量，另一方是反印度教特性的力量；一方想在印度教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发展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另一方却在致力于保持和延续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各种混乱。”“我们的观点是，整个印度教社会是我们的，我们必须把整个印度教社会组织起来，因此，所有印度教徒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在哪个政党里。”他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印度的左派，说“在印度，那些把自己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只不过是靠政权支撑在那里。我说过多次，就像壁虎的脑袋被碾掉尾巴还在摇动一样，共产主义在其原产地已经土崩瓦解，却还在印度摇着尾巴。”[11]。

2000年10月13至15日，志愿团在阿格拉举行成立75周年庆祝大会。会上和会后，苏大山多次强调“伊斯兰教的完全印度化和基督教堂的本地化是必须的”。他说，“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应当承认，他们也属于印度教传统，他们应当接受印度文化……90%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祖先是印度人，他们至今还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今没有丢弃印度教传统。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印度的团结才能加强。”[12]他还说，“坚持印度教思想和本土化原则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走美国和俄罗斯的思想路线，印度就不能前进。我们必须把本国文化、传统和习俗纳入视野，然后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和欧洲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的，而印度的思想永远是以家族和群体为基础的，其中有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思考。印度教特性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我国，也可为全世界指明道路。”他一再号召“全国所有阶层都向国家的主流靠拢”，说“只有印度斯坦是在民族性问题上受困扰的国家。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印度教徒的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异议。”[13]

由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志愿团的新任领导集团仍然坚持着该团最初要建立“印度教国家”的宗旨，坚持“印度教特性”的理念。其战斗锋芒仍然指向世俗主义和左派势力，指向在印度影响较大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14]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的策略，提出了“志愿团的大门向所有宗教开放”和“各阶层向国家主流靠拢”的口号。这些策略和口号反映出该团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细微变化，至少比以前有所缓和，比起那种一味排斥异端、与其他宗教不共戴天的宗教极端分子的观点更是有所进步，这是印度社会现实逼迫的结果，是时势发展所使然。但实质上还是以我为中心，以印度教文化为主流，要用印度教去同化其他宗教。他们不反对甚至接受了“印度特性”这一广义而中性的提法，但在他们看来，这与“印度教特性”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15]。所以说，国民志愿服务团所坚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没有大的发展变化，仍然是一条极右的思想路线。这样的思想路线显然不符合印度的国情，也不符合印度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

印度人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