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求学期间：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1907年生于加拿大，侯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受业，1928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斯麦兹在学校里专心研究经济史和理论史，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文件很感兴趣，认为它们提供了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条件。美国政府对1890年经济崩溃的听证会文献和有关交通行业的文件，构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基础。毕业后的11年，斯麦兹一直在美国政府工作。在华盛顿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应用社会科学的广泛经验。

初入社会：

1937年斯麦兹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到美国政府农业部、劳工部任政策分析员，使用并评估中央统计局的统计结果，同时，他开始与报纸和邮电等交通、通讯行业的工会打交道。在农业部和劳工部，他接触到要求改良的进步党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和工会领导人。与工人的合作使他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及其社会政治理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获得了关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行业垄断巨头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身感受到传播行业劳动力变化的过程——由于新技术的影响，传统上需要掌握特殊技能才能就业的无线电和电话工人的技术优势日渐消失，他们开始感到非熟练工种对他们的职业冲击。斯麦兹也亲身体会到这些公司中激进的和保守的两种工会之间在支持工人斗争方法上的分歧。

进入FCC：

1943年，斯麦兹被任命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首席经济学家，对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发表建议和意见，直到1948年。美国的1934年《通讯法》将所有与电子传播有关的行业都归并FCC管理。斯麦兹去FCC讲解传播行业劳工关系争议及其对策，并对电信费率提供咨询建议。他希望，通过加入FCC，帮助这个独立法规行政机构行使职能，影响FCC制订和实施针对通讯和传播垄断的各项控制对策。他说，新政时期的FCC是一个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地方。在FCC，斯麦兹指导了对广播电视政策的研究。当时FCC正忙于分配电波频率，斯麦兹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从商业利益集团捍卫私营者对广播电视控制权的运动中获得很大的教益，从而影响到他后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对媒介商品化的认识不能说与他这一段的经历无关。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撰写了《对常规广播电视的经济学研究》，还为FCC经典性的《广播电视持照者的公共服务责任》（又称“蓝皮书”）撰稿。由于这些建议引起争议，最终被束之高阁。

来到Illinois：

1948年，斯麦兹离开FCC，来到新成立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设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班，因而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的摇篮。许多知名学者曾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逗留，包括著名传播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传播批判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席勒（Herbert Schiller）。斯麦兹在传播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同时在商学系担任经济学教授。

斯麦兹的第一项研究检验了收看电视对家庭生活和闲暇时间的影响。在那个时期，电视刚刚进入美国人民的生活，正可以进行媒介介入前后的对照比较。斯麦兹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方法，具体做法采用访谈法（用的是那个时代仅有的钢丝录音机）、日记法，和其他一些研究工具。虽然这一研究结果是供内部使用的，没有公开发表过，但却由此导致他指导美国教会组织对广播电视影响进行的同类研究。在50年代初期，由于非美活动调查造成的肃杀气氛，斯麦兹发现，只有教会内部还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斯麦兹一直对公共广播电视的问题有兴趣。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用于对电子媒介的研究。他为美国教育广播工作者联合会（NAEB）担任研究部主任，他的研究成果用于NAEB的院外活动和1950年末～1951年初FCC关于电视政策的听证会举证。那次，教育电视台和非商营电视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7年，他还作为加拿大皇家弗勒委员会的成员，对加拿大广播电视的政策、内容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应该说，斯麦兹对传播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广播电视和电子传播媒介。此时，他开始了对“受众商品理论”（audience commodity thesis）的研究。斯麦兹曾提到，他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思想是在1951年，他是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的。当然，这一著名的思想经过多年的补充、发挥和完善。

回到故土：

1963年，斯麦兹全家做出了重大的决定——移居加拿大，回到他的家乡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席勒接替了他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教席。然而，1969年，席勒发表了著名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校内的保守派对席勒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席勒也离开了。其后，斯麦兹的一个主要学生古拜克（Thomas Guback）完成了他对国际电影业作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出色博士论文，并继承其导师衣钵，延续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统。

斯麦兹回到加拿大后，在里贾纳的萨斯喀彻温大学任教。在里贾纳的10年，斯麦兹继续对受众商品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受众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1974年，他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与制度政治经济学学者麦勒迪（William Melody）一道工作。此时，斯麦兹更加清晰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色，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电子传播的政策、受众商品论及加拿大传播业的依附状况。他完成了主要学术著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1981），那是对决定加拿大传播依附性的垄断资本作辨证分析的经典之作。如今，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是加拿大传播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加拿大电子传播研究方面的重要基地。

这段时期，斯麦兹参与加拿大政府和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咨询活动，出席关于传播问题的各种听证会，作为专家，他的研究常常导致媒介结构的改变。他还到处旅行。斯麦兹在美国的天普（Temple）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到过智利、中国、日本、英国和东欧国家。所到之处，他影响了一批学者。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派，培养了年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影响泽及几代：包括稍后的席勒、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最终，斯麦兹在西蒙·弗雷泽大学退休。1992年9月6日，他以85岁高龄去世。

两度访华：

斯迈思两度访华。

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受加拿大艺术理事会资助访问中国。通过观察中国现实、访问相关负责人、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结合当时第三世界广泛开展的现代化实践以及美国现代化范式遭到的广泛质疑，形成了他的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报告在他生前并未公开发表，他只是希望报告能作为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家庭成员”的善意批评，因而通过外交渠道转给了中国高层。此文的复印稿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流传甚广。

第二次访华则是再度向西方打开大门的1978年，来到开放伊始的上海。当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发展道路已经朝消费资本主义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