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缘起

作者在《总目序》(卷十五)中，曾说明本书的编写缘起，认为过去的佛经目录有的散佚，有的记录不完备，作者处在南北统一的隋代，又参加国立译场，接触到更多的经籍。于是在这种条件下，总结前人的成果，把目录编纂得更全面和系统化，自有必要。

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曾命释法经等编辑《众经目录》七卷，在分类上虽有所长，但记载不够详尽，正如法经自己所说：“既未尽见三国(齐、陈、周三朝)经本，校验同异，”“唯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见《众经目录》卷七序文)。费长房编写的本书，和《众经目录》体例不尽相同，而在内容和幅度上，则比《众经目录》要远为丰富。

所据资料

《历代三宝纪》所根据的资料，作者在总目序言中曾说到：“显兹三宝。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经度时祥，承汉宵梦，僧之元始，城堑栋梁，毗赞光辉，崇于慧皎。其外傍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祐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记翮”(卷十五)。

在这数十种书中，有史传，有佛经目录。史传如《魏书》、《高僧传》、《象法正记》、《萨婆多记》、《名僧传》等，除《魏书》、《高僧传》外，其他多是后世已不存的著作。在佛典目录中，他引有当时存在的六家目录，即《众经别录》(似刘宋时述)、《出三藏记集》(僧祐撰)、《魏世众经目录》(李廓撰)、《齐世众经目录》(法上撰)、《梁世众经目录》(宝唱撰)、《大隋众经目录》(法经等撰)。这六家目录中，现在《众经别录》只残存一部分(敦煌残卷)，魏、齐、梁三家目录已全佚。

此外他还间接引用了《古录》、《旧录》、《朱士行·汉录》、《聂道真录》、《赵录》、《二秦录》、《道安录》、《竺道祖录》、《支敏度录》、《王宗录》、《宋齐录》、《始兴录》、《正度录》、《岑号录》、《菩提流支录》、《灵裕录》、《东录》、《一乘寺录》等，这些目录早已不存。本书在每经之下引用，都注明出处，使这些已佚的目录还保存一些面目，对于研究古代佛典目录和译经史很有作用。

内容

《历代三宝纪》共分四部分，前三卷是“帝年”，以周庄王十年(公元前687)为释迦降生之年，从这年开始，到隋开皇十七年止，分上下排列，上列各朝帝王、年号和干支，下记佛教的兴替，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佛教年表的雏型。其中第一卷是周、秦。第二卷前汉、后汉。第三卷魏、晋、宋、齐、梁、周、隋，而附列吴、苻秦、姚秦、乞伏秦、北凉、后魏、北齐、陈代，因为这八代都曾经有佛经的传译。至于蜀汉、前凉、前赵、后赵等十四代，则因为没有佛典传译，故仅在叙录中提到，而年表中没有列入，这与后面的代录一致。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书为三卷，就是指帝年而言，说明这一部分已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第四卷到十二卷是代录，就是以王朝为线索，把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译著，作了统一的阐述。通过它，可以看出佛典的译传在各个朝代的情况。所载从后汉到隋共十六代，每代前有叙录一篇，说明当时的政治情况及与佛教的关系。里面则以译述的人为主，考订他们译经的卷数、部类、经名异称、第几次翻译、译经年代和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曾经著录的经录、以及译人的传记等。

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在目录之外别有传记部分，本书则把目录和传记合并叙列，对于了解一个翻译家的具体情况实有很大的便利。这当然是由于代录是以译人为主的体裁，可以赋予这种形式，以便于知人论世；但作者是在过去经录已有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提高，并吸取儒家目录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优点，而加以组织和发展的。(疑、伪、抄经　都包括在翻译项内，但据本书卷十五《总序》所载：译述者共为一百九十七人，译述典籍合为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

第十三、十四两卷是入藏目录，第十三卷是大乘录，第十四卷是小乘录，都分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人名和失译人名二项，疑惑、伪妄、别生诸经，都没有列在内，以卷数的多寡作为先后的次第。

第十五卷是总目，载有进本书的表文和本书总序及全书目录，末尾附有宋、梁、魏、北齐、隋六家经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经录，保存了古代佛教目录的丰富资料。

优点

作者对于佛教史籍有相当研究，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曾经参考群书，综合各家目录，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魏竺律炎的名字各家记载不一，“或云将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卷五)；乞伏秦圣坚，“或云坚公，或云法坚”(卷九)，作者因“未详孰是，故备举之”。又菩提流支和瞿昙般若流支，时代有前后，“众经目相传抄写，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云流支译”，有些书不能确知是那一个流支所译，作者因说：“今群录交涉相参，谬滥相入，难以详定，后贤博采，幸愿讨之。”(卷九)又《高僧传》云“(觉)贤(佛陀跋陀罗)出《泥洹》及《修行》等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依《宝唱录》，足《无量寿》及《戒本》。部数虽满，尚少二卷”(本书著录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但是未详何经，故盼“来哲博闻，式希续继，冀补遗漏”(卷七)。

至于过去目录中的错误，作者也多所订正。如《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竺道祖、僧祐、王宗、宝唱、李廓、法上、灵裕等录都作朱士行译，经作者校勘，认为“《支敏度录》及《高僧传》、《出经后记》、诸杂别目等，乃是无罗叉、竺叔兰等三人详译，朱士行身留停于阗，仍于彼化，唯遣弟子奉赍经来到乎晋地，斯岂得称士行出也”(卷六)。又僧祐把月支沙门昙摩罗察和法护分为二人(见《出三藏记集》卷二)。作者认为：“其(月)支菩萨(昙摩罗察)即竺法护，无别二人，《出三藏记》便成二举，小非详审。”(卷六)这说明作者编写时的求是态度，可惜这种精神没有贯彻在全部书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混滥的缺点。

该书著录的翻译家和经典，较之过去各家目录，显著地增加很多。比《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所载自后汉至梁的翻译人数增多一倍半以上。再以著录的译经来看，如后汉安世高，《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本书则作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吴支谦，在《祐录》作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本书则作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晋竺法护，在《祐录》作译经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本书则作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姚秦鸠摩罗什，在《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本书则作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似这种情形很多。其中虽然有些错误，已为唐释智升所指出(见《开元释教录》卷一至卷四各本条)，但不少是经过作者搜寻研究而后才收入的。在安世高译经下面，作者说：“房广询求，究检群录，记述世高，互有出没。……今总群篇，备搜杂记，有题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随逐因缘从大部出，录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见故存。此宁不缵？敢依诸集，辑而编之，冀广法流，知本源注。”(卷四)在支谦的译经下面，作者也说：“僧祐《三藏记集》录载唯三十六部，慧皎《高僧传》述止四十九经。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已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今录。……录目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方聚渧，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卷五)另外《祐录》中失译的经典在本书中也勘查出一些翻译人名。他的筚路蓝缕之功，还不难看出，至于本书卷十二《大隋录》一卷，所记都是当代的事，象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等人的译经，详载翻译的起讫年月、译经场所及度语、笔受、制序人等，都极新颖翔实可贵。

《历代三宝纪》除著录译经外，还记载当时的佛教著述，这里面包含有注疏、论著、传记、目录、类书等，很多是现已不传的书，如北周昙显的《菩萨藏众经要》、《一百二十法门》，慧善的《散华论》，隋灵裕的《塔寺记》、《僧尼制》，僧粲的《十种大乘论》，彦琮的《通极论》、《辩教论》、《通学论》，慧影的《伤学论》、《存废论》、《厌修论》，刘凭的《内外傍通比较数法》，开皇十五年撰的《众经法式》等，并一一加以扼要的记载，使后人能知道这些著作的大概。从所记的著述中，还可以看出各个时期佛教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