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思史观

  唯思史观（智创史观）是针对唯物史观的局限性而提出的新的社会历史观，也是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社会历史何以发展的新的思想方法。“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它只是论证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初级规律的作用，没有论述人类独有的高级规律——唯思史观的作用，所以无法对人类将意识升华为思想，反作用于客观实际，成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从而部分改变了自在世界、建立起人工界的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合理解释。与完全凭借求生本能唯物质地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不同，人类社会主要是依靠思想力推动前行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长期繁荣，都是思想解放、文化进步、观念更新、制度创新的结果。人类脱离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进程愈是加快，与其他本能性发展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思创性发展特征就愈加明显。这种强调人的思想力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新的社会历史观，即是唯思史观，也可以称作智创史观（鲁迅：“知识不是力量，智慧才是。”）。

目录

一、基本概念

二、形成过程

三、主要内容

四、与旧史观（唯物及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

一、基本概念

  唯思史观中的“思”，指人类思维活动形而上的产物，如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法律、制度、政策、科技发明、管理方法等等；而物质，则指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存在，以及人类思维活动形而下的产物，如桌椅、电脑等等。唯思史观认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是依靠思想成果的推动，由自然界逐步迈入人工界的。作为世间独有的主要依靠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物种，思想力才是人类社会最大财富。思想力高度解放的社会，必定是人类精神及物质财富最为丰富的社会。因为同样存在会产生不同思想（唯思史观不探讨为什么置身于同样社会存在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这或许是因为每个人的大脑构造、基因廪赋不同，或许是因为佛家所说的众生之藏识不同），所以人类各种思想的产生以及由思想推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固有的客观规律。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人类社会被正确思想所引导，最大限度保证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力都能融入建设美好社会的进程中。

二、形成过程

  唯思史观为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师张跃独自创立。张跃2000年在北师大讲课时开始用唯思的观点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经济思想史，但当时他还没有抽象出“唯思主义”、“唯思史观”等新的概念；2006年，张跃开始正式用唯思史观阐释历史。因为这一新的社会历史观对历史的解释更为合理，获得极高评语（参看历年来北师大学生对张跃的匿名评语）。

三、主要内容

  唯思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建立起人工界，是因为人类拥有无比强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即思想力——当人类把思想力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时候，世界被人类部分改变了。因此，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真正动因，不是作为客体出现的物质财富，而是作为主体的思想的力量。一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思想不断进步、创造和发展，使人类由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历史。人类脱离自然界、迈入人工界的进程越是加快，与其他本能性发展物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思创性发展特征就越加明显。作为世间独有的主要依靠创造性思维发展的物种，思想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够创造财富的财富——思想力解放程度高的社会，必然会比思想力解放程度低的社会创造出更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只有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制度的创新、政策（向更为合理方向）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思想创造力，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

  明治维新原本是一批思想保守的封建武士因为不满执政的幕府政权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开国政策，在部分同样对幕府统治心怀不满的地方藩国势力的支持下，打着“尊王攘夷”（多么像中国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旗号发动的一次反改革政变。滑稽的是，这些反叛者上台后，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治国，于是发扬日本人不耻上问的好传统，将新政权三分之二副部级以上高官全部装到从美国租来的一只小客轮上，送往欧美先进国家考察学习，史称“岩仓使节团”。对先进国家将近两年的深入考察，使这批政府精英彻底转变了思想。他们“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立即效法西方，对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现代化改造。首先，果断中止政府主导发展经济的低效率的“殖产兴业”政策，代之以在竞争性领域全面推进“国退民进”政策，主动将普遍经营不善的国企以极低价格转让给民间，使其迅速做大做强；同时，全身心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对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全面移植，在普及现代化教育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个现代化的秩序平台。统治精英集团的思想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创新的有效实施，使日本迅速改变了落后弱小的面貌（对这段历史的详细分析，请查阅张跃<还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审视日本明治维新>）。

  2、人类思想活动形而上的结晶，包括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法律、制度、政策、科技发明、管理方法等等；而物质，则指独立于人类的自然存在，以及人类思想活动形而下的产物，如桌椅、电脑等等。人类思想结晶产生的先后顺序及其影响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程度，一般依三个层次展开：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为第一层次，最为重要；法律、制度、政策等次之；科技发明、管理方法等又次之，而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上述三个层次的思想成果依次作用的结果而已。

  因此，社会的创新，首先在于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由此贯彻到法律、制度、政策层面，进而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创新，带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以中国历史为例：

  刘邦建立汉朝与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同样都面临着多年战乱留下的巨大创伤：人口和社会财富锐减、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刘邦听从了书生陆贾的建议，一改秦代苛征暴敛、严刑峻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放松政府管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包括政治上恢复地方自治，将80%以上土地分封，基本上不干涉各郡国内部事务；经济上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包括盐铁、铸币等关乎所谓“国计民生”的所有竞争性领域，“与天下同利”；文化上允许自由争鸣、甚至书生在皇帝面前辩论异常敏感的政治话题，后者还能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轻轻化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由汉初“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窘迫局面发展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实现了政府与百姓共同富裕。

  朱元璋的统治思想则完全相反。他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废除宰相，将君主集权专制推向极致，还在思想文化上借助抓教育来维护集权统治，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钦定的《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标准，迫使读书人为应付官府垄断的科举考试而苦苦背诵官方规定的标准答案，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朱元璋还通过户帖、路引制度，将百姓固定在方圆百里的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动。同时“北修长城，南禁海贸”，将自家篱笆扎得紧紧的，尽量减少与外部世界的往来。朱元璋保守、专制、封闭的思想及政策，严重影响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战乱前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直到一个世纪后的弘治年间才开始复苏（成书于弘治年间的《寓圃杂记》载：“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凡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有明一代，原本全面落后于东方的欧洲，则通过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宗教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很快把中国甩在身后！不难想象，如果朱元璋有汉高祖、宋太祖那样的胸襟，有彼得大帝、明治天皇那样的开拓性思维和积极进取思想，那么凭借早已独步全球的强大海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欧洲的造船水平还远不如五百年前的中国宋代），中国极有可能先于欧洲称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