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11月中旬得悉院长孙鸿哲病逝的消息，黄寿恒、许元启等教授与李中襄、侯家源等校友会商，推举刚刚完成钱塘江大桥建设的1916届校友茅以升为“民选院长”。在尚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为不使招生工作延误，遂以民选院长茅以升名义，在报纸上刊登“茅以升博士招生启事。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少有的个人招生启事。经许元启教授联系，在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副局长裴益祥、总工程师庆承道（均为唐院校友）大力支持下，唐院在湖南湘潭（湘黔铁路局驻地）复校。12月15日，唐山工学院在战火纷飞的条件下，经历了五个多月的逃难流浪奔波，自力更生，排除万难，在湖南湘潭临时校址举行开学典礼，复校上课，弦歌再续。

由于茅以升院长尚未到校，故由湘黔铁路局副局长裴益祥校友自任临时院长，主持了开学典礼。师生们激动万分，“唐院精神万岁”的口号声传遍了湘潭的校舍。学生们打出大幅标语：“前辈之爱校如此，学校之不亡有因。”

1938年2月，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来电。

聘请罗忠忱教授为唐院院长，并在罗教授暂时未到的情况下，敦请茅以升校友代理院长。 茅以升于2月11日到湘潭就职，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贴出了“欢迎茅博士来复兴交大”的大幅标语。

大家对学校前途愈增信心。茅以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曾提过三件事情：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 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恢复唐院的艰辛。其中第三件就是指在湘潭恢复唐山工学院，并搬迁至平越一事。

复课之初，因很多教师尚滞留唐山、上海等地，教师一时难以到齐，师资不足又成为难题。校友们挺身而出，王君礼、汪菊潜、李温平、王世祯、薛兆枢、黄寿益等校友及李钟美、吴汝康、余育德、唐民、徐功懋等虽非校友但关心唐院的热心人士均到校任教。 此间，茅以升院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迅速处理了聘请教师等问题。在自身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唐院又依交大平院之请，接纳其复课，并按教育部令，在唐院下设置铁道管理系。由于铁道管理系迁至钱家巷后，学生人数增多，茅以升又忙碌奔波将学校迁往距钱家巷数十公里外的湘乡杨家滩。商借湖南大学校舍供矿冶系高年级学生学习使用，并屡赴汉口办理经费等问题。

5月末，罗忠忱、伍镜湖、贝馥如等滞留唐山的教授悉数到达湘潭，因罗教授坚辞不就，教育部改聘茅以升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沦陷，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校园落入日寇之手。时任院长自行脱离学校南下，院务实质中断。教师亦星散，唯英文教师王芳荃坚持复校不懈，终取得南迁成功。抗战八年，四次迁移，历尽千辛万苦，仍然坚持办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先后沦陷后，由于时局紧张，很多国立大学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组织下，纷纷向西北、西南大后方迁移。向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高级技术、管理人才而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在专任教师王芳荃带领下搭乘海轮南下到上海，找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商洽，打算借该校校舍复校。未几，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此时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汉口，组成校友会致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主持复院开课事宜。国难当头，面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呼唤，王芳荃没有过多思索，横下一条心痛别妻儿，将家眷留在上海，继续带着抵沪学生辗转奔波，避开战场，绕道江北天生港迂回龙窝口，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溯江西上抵达汉口。

当王芳荃得知他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顾毓琇随同陈立夫任职教育部次长时，便亲自去找顾商议复校开学之事。师生见面，顾毓琇深为王芳荃坚守教职、共赴国难的精神所打动。但因在汉人数过少及该校专业与其他学校雷同太多，王芳荃五次上书均未获批准。此时，同为交通大学系统的唐山工学院已在湖南复课。故留汉同学前往唐院请求合并上课，获唐院准许后，再次上书教育部，教育部终于批准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唐山工学院，为铁道管理系。至此，复校得以成功。复校消息通过登报传出，原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同学纷纷到湘潭钱家巷报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战后期，美国对日宣战，大批美军来华作战急需大量英语翻译。教育部通令1944届应届大学毕业生应征。1943年，外事局昆明议员训练班来交大平院征调当时中印缅战区美军译员。学生们在彷徨中感到国难深重，赤子报国之心油然而生。我校有六七十人应征。经考核，有40多名交大学子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投身抗日洪流。他们在昆明培训结业后，由外事局分派到空军、炮兵训练中心，印缅远征军及后勤部队工作。

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只至钱家巷之后，因钱家巷校址太小，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学生，决定于5月23日迁往距钱家巷数十公里外的湘乡杨家滩。杨家滩位于湘中，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小镇。当地居民仅100余户。学校租用一刘姓的祠堂连同其家宅，共有四幢大院为校舍。学校将两幢大院作为学生宿舍，一幢作为教室，其余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及教职工宿舍之用。在杨家滩安顿下来之后，原校的前任负责人胡立猷教授来湘组织工作。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处战争年代的学子，更知学习来之不易，更觉那一张书桌是如此可贵。山城的灯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交大人自强不息。

1938年10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至杨家滩后，武汉陷落，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之前，纵火焚烧了长沙城。杨家滩距离长沙100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学校被迫迁移。11月15日，首批师生徒步从杨家滩出发，历时三天到达湘桂铁路洪桥车站（今祁东车站），师生搭乘火车于11月27日到达广西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师生住处被炸起火，损失惨重。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讲话。他鼓励大家说：“唐院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 他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忘！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12月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徒步继续西行，晓行夜宿，向柳州前进。白天穿行崎岖难行、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晚上在草棚或客店过夜，其困苦难以言表。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们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住进了一所中学。期间，学校了解到贵州平越有孔庙，地方比较宽敞，可以用作校舍。平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一座小山城，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离贵阳市东面不远的群山包围之中。那里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甚少，经济条件甚是艰难。但学校考虑，贵州当时还没有大学，学校迁黔对开展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和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校中共党组织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在同学中进行工作，学生会通过表决，多数赞成迁黔。

1939年1月3日，茅院长经与贵州省商议后回到柳州，向大家宣布新校址选定在贵州省平越县。这样内迁地址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茅院长对学校的又一重大贡献。1939年1月13日，我校师生离开柳州，经三都、大塘、欧峒到达宜山。这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宜山，在校长竺可桢（唐院校友）帮助下，1月18日派汽车送我校师生到河池。 从河池步行经八步、南丹抵黔桂边境的六寨。在寒气袭人的冬雨中，师生们就地休息数日，27日，继续租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到达平越附近的汽车站马场坪，再步行18里，终于到达平越（今福泉县）。平越县城沿街张贴欢迎交大师生的标语，满街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场面甚为热烈感人。迁移路上得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接济和资助。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终于抵达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在贵州平越（今福泉）继续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