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1889年出生官宦家庭，1906年，胡政之父亲因病死于五河县知县任上时，17岁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辍学，离开安庆省立高等学堂而扶柩回四川。1907年自费赴日留学，1911年归国。

胡政之

　　1912年应聘出任上海《大共和报》日文翻译，后继任编辑、主笔，编发专电，兼写社论。

1915年被派驻北京，以消息快捷受到业内注意。1916年安福系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聘为经理兼总编，开始对《大公报》进行改革，将原有记者开除，同时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同时对版面进行了改革，抛弃旧式书册，改用西式通栏，版面设计都不断提高。在此后一系列事件，如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中都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和文章。同时也密切注意国际动向，191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也是与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年7月回国后不久辞职，1921年9月1日，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1924年8月23日，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4月，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去世。

家庭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选之。 妻子：顾俊琦(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顾维钧的内侄女。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后前往美国。)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长子胡济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顾氏所生)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 ”

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