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

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记》：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孔子整理的六经已大多包括在里面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

历史沿革

六艺与六经的关系，汉朝人在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概念的时候，有时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有时是从课本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

六艺与六经是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儒学史上的两个重要名词。六艺有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的说法，后者（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称作六经。这是稍有文史修养的人都会知道的常识。那么，六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什么既可称作六经又可称作六艺？经和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笔者的见闻来看，古来学者对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唐朝颜师古注《汉书》，于《艺文志》、《儒林传》、《韦贤传》等篇中的“六艺”一律释曰“六艺，六经也”，这可以说代表了古代学者共同的看法。注意到六艺与六经的区别并试图对之作出解释的专论，仅见今人邓安生先生的《论“六艺”与“六经”》[1]。该文正确地指出了“‘六艺’决非六部儒家经典”的事实，但其最终解释——“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就是六艺，名异实同，都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技艺，称六经者，儒家推尊其术而已”，在我看来却与历史事实似乎有较大的出入。我认为，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六艺除了六经还包括解释六经的传。经之得名，乃对传而言，并非推崇六艺的产物。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两种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现将鄙见略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

一

六艺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的《地官》篇，原指周代贵族社会用以“造士”（即培养武士）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的人，从《周礼·地官》“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一段文字来看，是应该包括“万民”在内的。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几句话，据此认为只有具备“国子”身份的高级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国子和万民都有接受六艺教育的权利，只不过他们接受六艺的地方不同，一在国学，一在乡校而已。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周礼·地官》所说的有资格接受六艺教育的万民，并不等于一国所属的全体民众。在西周及春秋时代，周王朝及其所属的诸侯国普遍实行一种“国野”分治制度，将一国所属的全部人口依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工、商住在“国”（即城市户口），称“国人”；农住在“野”（即农村户口），称“野人”，也称“庶人”。《国语》载，春秋初叶管仲治齐，将齐“国”分为21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将“野”分为五属，每属30乡。按当时规定，四种职业世代相袭，不得改变。这即是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据管仲估算，齐国“士乡十五”以每家出一人计，即可“有士也三万人”[2]。据此可知，《周礼》所说的“万民”当指士乡之民。也即是说，六艺是为士乡子弟开设的课程。因为只有士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士，而且士乡的人口也适合以万为单位来计算。至于农工商三种职业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士，当然也就没有资格接受培养武士的六艺教育了。《左传》中对此种制度也多有反映。例如，楚国大夫子囊在向楚王介绍晋国政治的修明时说道：“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啬，商工皂隶不知迁业。”[3]可见“竞于教”是士阶层独有的生活。

据章太炎的研究，在孔子以前，儒人即是在乡里从事六艺教育的人[4]。

除了培养武士的六艺课程之外，周代还有一种以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为目标的、以各种历史文献为教材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的设置在不同诸侯国可能并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可能并不固定。不过，关于这类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及其教学目的，《国语》中楚国大夫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

申叔时建议开设的课程一共9种。从《左传》和《国语》等文献来看，申叔时的这一课目表在当时贵族教育中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当时贵族精英的内政外交活动中，这些内容是经常会提到的。

二

如前所述，六艺本是与周代国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旨在培养武士的课程体系。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与武士阶级的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流传至今的《仪礼》一书来看，士人的礼、乐生活十分丰富，所以礼、乐被排在首要位置；在春秋时代以前，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所以射、御成为必修的军事课程；书、数作为基础的文化课程，反而置于六艺之末。

大约从春秋中叶开始，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各阶层人口的增长，以及兼并战争的加剧等客观社会因素的影响，国野制度逐渐受到破坏，贵族沦为野人以及野人希望分享士人权利的历史趋势越来越不可阻挡。特别是礼崩乐坏和步战方式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动摇着六艺教育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呼唤出现新的教育模式。

儒人出身的鲁国思想家孔子成为最先起来掀起教育变革的代表人物。从《论语》等文献材料不难看出，孔子及其有名的弟子们对六艺都是十分娴熟的。在孔门的课程体系中，六艺可能仍然被保留下来，以培养“童子”阶段的学生。但是，孔子本人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却与儒人们以前参与的用来培养武士的六艺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即《史记·孔子世家》所总结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在六艺之外，孔子开创了一种以诗、书、礼、乐为具体课目的新的课程体系。这种新的课程体系，与前面提到的以申叔时开列的9种课程为代表的周代用以培养高级政治人才的历史文献教育十分相似，可以说一脉相承。与其不同的是，申叔时说的课程乃是对高级贵族子弟开设的，应该是接受六艺教育之后的一种高级教育，而孔子的课程则是面向所有三千来学弟子开设的。来到孔子这里求学的弟子，除了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之外，还有不少出身于野人和商人家庭。这些人本来连接受六艺教育的资格都没有。由此可见，孔子开创的新式教育实际上是使广大被统治民众获得了分享贵族阶级所垄断的文化与政治特权的机会。这与当时贵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历史发展趋势无疑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不仅体现在教育对象的改变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教学内容的变革上。孔子所使用的诗、书、礼、乐教材，虽然大都是从当时鲁国贵族教育家那里搬过来的，但在对教材的讲解上却增加了许多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新观点。如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7]他开设礼、乐教学的目的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之外，还在于限制贵族的僭越行为，从而间接地减轻民众的负担。又如《春秋》，孔子在教学中除了总结历史教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讥世卿”，反对贵族特权无条件地代代相传。

除了诗、书、礼、乐之外，孔子开设的课程在他晚年又增加了春秋与周易两门，与六艺一样，正好为六门。